下面依据史料整理出金代中都路下属乡、里、村、庄各表。
    

从上表可知，在中都路下各县所属的乡与里、村，是二级组织结构，在乡之下出现较多的为里或村(疃)。在乡之下，设里则不设村，设村则不设里。里与村同，都是指乡村居民聚落。里，说文谓居也。《汉书》卷24《食货志》载：“在野曰庐，在邑曰里。”里是一种居民组织，指乡村的庐舍宅院，后泛指乡村居民聚落。《论语·撰考文》有：古者七十二家为里。《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有：一里八十户。古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设里长，主管一里。《旧唐书》卷43《食货志》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可知，唐代乡村设乡、里之制。《金史》卷46《食货志》载：“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金袭唐制，乡中设里正，以管理乡民。乡之下设村社，为乡、里(或村)二级组织。
    

在南京路所属的乡之下，出现较多的村，其次是保。保，与堡同。堡，原指军事上防守用的建筑物，即土筑的小城，又见于地名，在这里相当于“村”。可见，南京路的乡之下为村(或保或里)，是二级行政组织。
    

在西京路所属的乡之下，多为庄或疃。疃，其意为屯，与村庄同。西京路乡村基层社会为乡、疃(或庄、或里、或村)二级行政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金代乡村社会中已经出现“社”。“社”，先秦时期指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后逐渐演变为地方基层组织或民间团体。关于农业组织的“社”出现的时间，有学者认为是在元朝，“隋代时期，有社之设立，由二十五户所组成，作为土、谷神之祭祀单位，唐代时，社之功能变为赈灾之单位，到了元代，社遂成为一种发展农业的组织”。(30)也有学者指出，在金朝已经出现“社”一级乡村社会组织。“在元代之前的金代，已经有了社，其职责之一，即是‘劝课农桑’，所以，元代的社的功能是继承了金代社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具备了发展农业的组织之性质”。(31)笔者同意后面一说。有关“社”的史料，在《金史》卷46《食货志》中有“村社”的记载，在金代文人的诗词中也见相关的记载。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在其诗词中，多次提到“乡社”。元好问出生在西京路所属的忻州乡村(今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韩岩村)。当时西京路下的乡村社会，有乡社的存在。
    《榆社峡口村早发》有：“几时不属鸡声管，睡彻东窗日影偏。”《江亭会饮》有：“瓦盆浊酒忙同倾，乡社丰年有笑声。”《送诗人秦略简夫归苏坟别业》有：“白发刁骚一幅巾，丰年乡社乐闲身。”这几首诗描绘了乡社中庆祝丰收的欢乐场面。此外还有关于春社的记载。《家山归梦图三首》有“春晴门巷桑榆绿，犹记骑驴掠社钱。”《雪中自洛阳还嵩山》有：“梦里西家掠社钱。”(32)史载，古人在立春后第五个日子祭祀土神，称为“春社”。祭祀时击鼓撒钱，儿童以拾钱为乐。元好问在这两首诗中回忆了儿时骑驴赶赴春社拾钱的乐趣。金代社会沿袭了这一古老的习俗。“乡社”在《金史》中称为“村社”：“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33)在上述史料中，有榆社、乡社、村社，说明村中有社，乡中有社，乡社不但“劝课农桑”，组织、发展生产，也以乡社的名义组织各种活动，例如庆祝丰收的酒宴，祭祀土神的活动等等。金代的乡社后被元朝所沿袭，成为乡村社会的基层行政组织。
    总之，在金代乡村设有二级地方行政组织，即乡、里(或村、寨、庄、疃)。北方地区的上京路、东京路、北京路等地，村庄多以寨、铺、庄、务称之，尤其以寨为多。而在中都路、西京路、南京路等地，则为村、庄、里或疃。金代乡村基层组织是依地、依族、依俗而设的。从其主要方面来看，是由中原地区的汉人的乡、村，以及北方女真、渤海族的乡、寨所组成的。这些乡村基层社会组织为乡、村二级行政组织。在西京路等地，已经出现“社”一乡村社会组织，并被元代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