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性
    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精神性团体与俄罗斯的历史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应该起始于1836年恰达耶夫在《望远镜》上发表的《哲学书信》。这篇文章激烈抨击了俄国历史传统的腐朽和农奴制的可耻，并以悲凉的沉重的笔调发出了“高贵的失望的呐喊”：“我们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不能成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1]（P35-36） 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传统持如此极端悲愤的否定批判态度，既是西方现代性冲击后内心强烈的震撼和极度的失望的反应，又是典型的俄罗斯的方式。因为“只有经过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才能获得俄罗斯的自我意识”，才能为俄罗斯的伟大未来提供可能的保证。[1]（P36） 在恰达耶夫浓郁的悲观主义气氛中，实际上始终贯穿着对未来的信念和企盼：“我深深地希望：我们将要解决社会制度的大部分问题，我们将使旧社会中产生的大部分思想走到尽头，我们将回答人类所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11]（P37） 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晰地看到他内心深处那种对俄罗斯神圣使命的坚信和对尘世的上帝之国的追求及圣灵的新时代的期待。一方面秉承西方现代化普世性的观念，一方面是对俄罗斯特殊性的洞察以及深怀俄罗斯独有的弥赛亚思想。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俄国思想史实质上就是从这封书信开始，后来根据对这封书信的态度确立自己立场的不只是一代俄国知识分子。[2]（P4） 可以说，这种关系以后一直困扰着近现代俄国的知识分子：俄国向何处去？俄罗斯现代化究竟是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东方式的道路？究竟以革命方式还是以改良方式改造社会？俄国历史发展的落后、政治的专制、人民的极端苦难，这究竟是谁之罪？俄罗斯有没有前途？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这个俄罗斯式的命题（或者说恰达耶夫命题）无论对哪个时代哪个派别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甚至今天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个命题将贯穿俄国现代化进程始终并一直左右着这一进程的取向。
    俄罗斯文化结构的内在矛盾和民族特性的深刻印迹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的涌入，使得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出生就备受东西方张力的折磨，这内外两种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模塑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文化特性和极性分裂的精神气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既有强烈的“弥赛亚”救世情怀，又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精神。俄罗斯救世情怀源自于东正教，它强调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具有天神所赋的拯救斯拉夫乃至整个世界的伟大使命。俄国历代革命者都强调“俄国革命”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和对世界的普遍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又能看到他们对宗教的无情抨击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精神。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者身上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双重性。
    第二，既有强烈的人民崇拜精神，又有深深的精英统治思想。这种人民崇拜和精英统治交织的思想在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甚至部分布尔什维克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三，科学理性主义和反智传统奇特结合。俄国知识分子急切渴望用科学理性来改变俄罗斯的野蛮和愚昧。但是，俄罗斯人民整体的落后使知识分子陷于深深的孤立之中。这种孤立感又生发出一种变态的情绪，即认为自己有文化是一种罪孽，由此反对文化并竭力掩饰自己有文化及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实，这种反智传统是人民崇拜精神的一种变态反映。
    第四，一方面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和道德优越感，另一方面又有高尚的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
    第五，一方面能很快吸取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深陷俄罗斯旧文化传统泥淖，表现在思想上理论上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但在实际生活和具体操作上往往表现出专断独行，也需要制造神话和宗教式的崇拜，并习惯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方法。
    最后，是对人民的强烈的终极关怀与根本无视其实际生活利益的矛盾交织。
    俄国当代著名的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曾非常深刻地揭示过这种特质的根源。他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就其思想渊源而言，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的，他们可以与上帝同在，也可以反对上帝，但是不能没有上帝，就连无神论者亦如此。[3]（P28） 18世纪反教会思想潮流、19世纪革命运动包括激进的虚无主义运动甚至20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从这一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所以，俄国知识分子能够把英法科学主义特别是法国的建构理性主义和德国的浪漫主义都一股脑儿吸收进自己这个消化功能并不好或不可能一下子消化的机器里。这样，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俄国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与基督教千禧年的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弥赛亚意识一致的东西就变得不难理解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激进倾向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得益颇多，其实更多得益于基督教的启示主义传统。这个集基督教的启示主义、第三罗马说和西方建构理性主义特别是雅各宾主义的救世主义传统，一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最强音。尽管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柔弱的新宗教运动也偶有回声，但从未盖过前者激昂的交响。
    如果说西欧知识分子的激进同样也为专制极权留下空间如雅各宾主义等，但它始终存在一个与之抗衡的力量即保守自由主义。然而这种自由主义在俄国就没有真正存在过，这与俄国没有市民社会有关。后来即使形成一定规模的自由主义，也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一边是‘改革的’专制政权（沙皇领导下斯托雷平政府推出的强行改革--引者注），一边是‘复旧的’‘民主运动’（对解散村社的抵抗--引者注），一边是不公正的‘自由’，一边是反自由的‘公正’”。因此，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的无所作为，与其说是出于苏联官方史学所称的‘软弱性’，毋宁说更多地出于斯托雷平改革中自由主义者所处的尴尬境地。”[4]（P243）况且， 当时正值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更使自由主义立场不得不模糊。所以，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足够的道义力量来唤起民族的成熟和理智。俄国充斥的要么是激进的要么就是专制的情愫，而激进的最后又往往走向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