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剧作者”到“剧中人物”
    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但他们毕竟都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或抹去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特质深刻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对历史的基本看法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包括他们对西方乃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同样不可避免带着这种矛盾的双重的态度来接受和解读。这种影响，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深入了解俄罗斯的国情而不盲目地照搬西方和教条式地信奉经典，塑造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权。但也正是这种影响，使得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越来越强化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和俄罗斯知识分子那种充满悖论极性的特质，越来越把由特殊性带来的成功和胜利视为绝对的普遍的真理，逐渐偏离了他们革命的初衷、革命的目的，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对党内集中制的强调、对无产阶级纯洁性的重视和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以往一切文化的区别等等都达到了绝对化的地步。所以，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上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出现了召回派和取消派，出现无产阶级文化派和马哈伊斯基主义，产生了取消一切党派的决议和后来如此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及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这些都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种极性悖论特征有极大关系。
    尽管少数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特别是列宁晚年深刻的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重新解读根源于西方现代文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感慨，[2]（P773） 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落后的国家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并没有成为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共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坚持列宁的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力量”严重缺失，主宰布尔什维克的仍然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传统精神。一方面，他们在思想理论上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又往往违背辩证唯物主义，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当作白纸上能够画上最美丽的蓝图一样简单。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思想与其说来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构想，不如说更多的来之于他们自己的想象和憧憬。列宁自下而上、通过利用市场这样一个温和的渐进的道路使他们那种救世主式的情愫和精英统治观念无法释怀，更与他们激进冒险以期通过强制性方式而不善于耐心寻找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解决矛盾的习惯格格不入。于是，列宁去世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被宣布结束，便成了非常自然的事；布尔什维克最后选择走向了一条不同于列宁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自上而下的仰仗无产阶级专政、依靠军事化、集中化的行政命令手段来强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径，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了的。可以说，这是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相背的、很像被马克思痛斥过的那种“粗陋的”、“虚假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本质上是已经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再版。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企图把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中，甚至包括原来一切顺利进行，而且一直仅由社会力量管理而无官方干预的事务”，因为布尔什维克几乎认为，“就连小草也不能在阳光下自由生长，必须由‘政委’和他们的部下采取措施帮助它们生长”；[13]（P240） 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把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把权力知识人自己，都交付给了中央委员会最后其实是交付给了一个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独裁者”。[14]（P100） 这种由布尔什维克权力知识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模式，最终成为迫害布尔什维克知识人的工具，布尔什维克权力知识人最终由这种社会主义的建构者变成丧失自己独立思想的附庸甚至受害者。布尔什维克是这段历史的创作者，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剧本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16]（P147） 深受剧情的安排和摆布。这一切，表明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在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身上浸润是如此的浓厚，更表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进行自身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的极其重要性。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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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柯罗连科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6月2日）[A].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4]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