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知识精英到政党精英
    从历史发展视阈来看，政党是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产物。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是现代化演进的自然结果，那么，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政党则通常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出现，政党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与其说是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但无论怎样，没有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现代政党政治。[6]（P19） 俄国政党和其他落后国家政党一样，是引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需要的产物，体现为孙中山先生所言的“以党建国”的历史特征。[6]（P191）
    自彼得以后，俄罗斯经历的每一次现代化诉求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种由沙皇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改革，其动力源不是来自自身物质发展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识，而是西方原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世界性扩张带来的民族危机、民族失败以及伴随改革而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分裂促成的。这一系列体制内的改革，不但没有改变原来极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不但没有消弭民族危机和改革导致的严重的社会分裂后遗症，促成社会转型成功，相反使应该受到抑止的旧势力在每一次改革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则成为一次高于一次的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这种现代化诉求的改革实践实际上完全把现代化所要求的时空连续统一性和特殊与普遍的整体统一性人为地分割、取舍开来，“使整体性现代化与特殊化传统性异质同构，双向异化，劣性组合，扭曲社会转型的健康正道，使社会深陷转型泥淖。”[7]（P7）
    产生于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与自己的祖国既恨又爱的无法割舍的关系，而历次沙皇专制体制内的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和俄罗斯完全缺乏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现实，又规约了他们在俄罗斯社会变迁中将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极其重要但又极为艰巨的使命：推进俄国现代化、实现俄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这种超强烈的使命感既是俄国的福又是俄国的祸，俄国后来的辉煌与灾难都与此有关。在如何推进俄国现代化的问题上，俄罗斯知识分子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道路。根据他们的思想，开始有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分（19世纪40年代前后至60年代），后来产生了民粹派（后分温和民粹派和革命民粹派）、自由派（有保守和激进之分）等并形成了不少秘密组织和团体（19世纪60、70年代至90年代），如“土地和自由社”（后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劳动解放社”等。但是，知识分子在俄国人群中所占比例极小，他们的声音因无法通过正常的公开的渠道传播而在社会上影响很弱，更何况，由于知识分子自身就像曼海姆所说的是一个“漂浮的”阶层，没有完整的阶级基础，与其要承担的重任不相吻合。俄罗斯知识分子既然自视为俄国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那么，他们就不仅仅要为俄国现代化提供思想动力，更需要在实践层面上作出直接的行动。于是，知识分子就要寻找阶级力量的依托，他们的政治纲领必须是代表他们所依托的阶级的利益的。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一些秘密组织或团体已经意识到并开始作出行动，如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劳动解放社”强调无产阶级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这些秘密组织或团体的组织化及其发起的一系列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政党行为的前奏。
    当然，俄国知识分子组织化倾向并不表示就一定能产生政党组织。作为“最有表达力的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政党，[8]（P14） 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倾向进而走向政党是有条件的，这里不妨借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观点：“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有仔细考查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长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9]（P33） 俄国在现代化开启后直至20世纪前后，其现代化进程屡屡受挫，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日益激进，“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日趋膨胀，政治活动专业化的要求也愈益强烈。俄国现代化进程尽管不断遭遇扭曲和变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现代政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如文化条件、组织条件和传媒条件等，这种伴随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要求和条件“使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倾向明晰为政党倾向”。[10]（P109）
    再者，19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政党政治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西方工人阶级也利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政党政治所蕴涵的政治文化意义与政治实践方式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急切地在组织化的基础上寻找一个具有利益聚合功能的组织，一个新的大众动员工具，一个政治活动的专业化机构，一个具有政治权力取向的组织。”[10]（P111） 他们急切地希望采用西方政党政治的方式或行动，使得知识群体能够通过参与政治实践、主导政治实践来改变俄国的命运。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相继出现了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如立宪民主党，它基本上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人员组成。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产生到发展都是在沙皇专制羽翼下而生成了一幅畸形的骨架，处于一个尴尬两难的地位，导致它始终没有能够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成为主角，它只能是“陛下的反对党”；社会革命党，其前身就是代表村社农民、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主张农民社会主义或通过村社社会主义走现代化道路的民粹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接受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君主党，主要由皇公贵族和大地主阶级以及与专制体制紧紧联系的旧的习惯势力、狂热的宗教分子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组成，吸取了不少斯拉夫派的观点，反对资本主义民主，更反对社会主义，等等。组建这些政党和参与政党的早期活动都是由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承担的，知识分子成为俄国政党政治中最为活跃和影响最大的力量。这些知识精英转化为政党精英，他们为了维护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制订了纲领、战略方针和策略措施，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几乎多数时间是在秘密的条件下（除了君主党）展开活动。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够在力量上和道义上独立承担起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使命，这个历史重任开始是由几个革命党共同承担。而当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以后，所成立的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临时政府并没有显示出能够带领俄国人民摆脱战争、消除贫困、激起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社会平等及公正的能力，而这一切“成了一场新的革命的强大的促进因素”。[11]（P240） 代表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综合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并将它们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联系在一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从革命的党成为执政的党，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从颠覆旧制度旧文化的先锋变成建构新制度新文化的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