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实用主义与企业家的互动
    以儒家文化为阳、道家文化为阴的中国文化把实用主义作为家族主义规范下的指导性价值观。像家族主义一样，实用主义对近代企业家的成长既有约束，也有支援；换句话说，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企业家所拥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是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也决定了他们在近代史上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观与企业家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实用主义对企业家成长的作用。中国近代史上的企业家一直受着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指导，这也是传统文化留给后世的主要遗产之一。其一，实用主义价值观表现在其爱国主义传统上。传统中国的家族主义出现于天下主义的背景中，每当天下主义价值观受到挑战时，爱国主义即会变成一种潮流。因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爱国主义和家族主义的相互交错，其典型体现在外族入侵时所出现的对前朝的依念与维护。到了近代，中国受到的入侵不仅来自于外族的军事，更来自于一种文化上的生存危机--从天下主义的中央大国到与世界列强的并存，再到对世界列强的臣服。企业家由于其自身的处境，受到列强的挑战最早，挑战的程度也最深。企业家的竞争动力不仅来自于竞争的压力，也来自于对文化、民族危机的责任感。其二，实用主义体现为技术主义。实用主义对中国古代的影响就非常大，导致一种技术层次发达而科学层次落后的局面。到了近代以后，企业家受着技术主义的约束依然没变。无论近代科学技术的运用，还是管理理论的采纳，中国企业家几乎都是被动的，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进行的，其本身缺乏对科学意识的追求，而仅仅停留在技术层次上。例如，郑观应对尽快培养出可以取代洋员的中国自己的人才，其基本的指导思想还是实用主义价值观。他认为，有了自己的人才，不仅可以节约聘请洋人的费用，而且可以“免为他人辖制”。其三，实用主义体现为敬业主义。儒家文化的义利观有转化为敬业主义的可能。中国近代史上的企业家在士、农、工、商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仍然执着于对工商业的追求即是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敬业主义--对工商业的追求成为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条件。
    其次，实用主义价值观对近代中国企业家的束缚。尽管中国企业家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惠泽而蓬勃发展，但后者对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先天性缺陷不能不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1 ）缺乏企业家必备的扩展意识。现代企业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所具有的永无止境的扩展意识，停止扩展意味着企业家停止了自己的生命。中国近代企业家是在外族的压力下产生的，他们所具有的品质仅仅如汤因比所说的刺激--反映。但仅此而已。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内，他们无以形成企业家所应具有的扩展意识--跨地区甚至跨国界。（2 ）缺乏企业家必备的创新精神。道家文化有生于无的创新精神是在天人合一的和睦状态下进行的，一旦超越了这个界限，它不但不促进创新，反而会成为创新的障碍。正因为此，中国近代企业家对技术的追求仅停留于技术的层次。实用主义影响下的近代企业家只能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其必须的反应，但却无法超越它。要迅速地超越在势力上高于自己的对手，仅靠模仿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创新。从国家发展观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一个新国家的崛起；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同样如此，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必须具备创新意识。
    二、对西方列强的依赖与受其限制
    企业家从本质上说是开放性的，世界性的。但从一个民族国家的企业家成长过程观之，企业家的成长只是相对的开放性，是有限的世界性。中国近代企业家本身就是在帝国主义的炮舰催化下形成的，因此，世界上普遍的企业家成长规律就更难适用于中国近代的企业家。一方面，中国企业家是在帝国主义催化下形成，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夹缝中成长，因此，带有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从产生的那一天就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欺诈，因此又带有反抗性。
    1.企业家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近代企业家对帝国主义依赖的具体表现是：（1）资本的依赖。 中国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小农经济一直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从此角度观之，资本主义经济微乎其微，而奠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近代企业家的实力也可想而知了。依赖这样的实力去和势力雄厚的帝国主义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前景下，中国企业家在资本上不得不依赖（至少是部分依赖）于帝国主义的扶持。（2）生存的依赖。 甲午战争之前，工商业排在“四本”之末，深受清政府的压制与剥夺。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中国企业家的生存就要依赖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经久不息的“经世致用”即是起于这样的背景：由清政权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不利看到“长技”的优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促使左宗棠“由重点以兴修水利、奖励农耕、提倡棉桑、发展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其内容的农本思想，转变为重点以兴修铁路电线、开发矿山、开办工厂、发展近代机器工业为其内容的大工业经济思想。”（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而在北洋军阀的动乱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有时客观上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避风港。（3）技术、管理的依赖。 中国企业家是在帝国主义催化下产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得处处向帝国主义学习，技术、管理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尤甚。
    2.帝国主义对企业家的限制
    毋庸置疑，帝国主义的入侵会阻碍与限制中国企业家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家的成长足够威胁到它的地位和利益时。
    帝国主义对近代企业家成长的阻碍与限制表现为：（1 ）税收的压制。由于帝国主义恃强欺压，民族企业不仅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反而受到歧视，中国的出口税即重于进口税，使与洋人企业家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的新定海关税则，土煤出口比洋煤进口，每吨税金重20倍（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2）实力的压制。 在中国近代企业家产生之际，西方资本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凭借经济上的实力及政治外交的特权，西方列强往往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控制在某个狭小的领域内，一旦越雷池半步，他们就会压制。“精通商务，深悉商性”的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三星烟厂，“为英美烟草跌价倾轧，尽致亏损”。（3）资源的掠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 西方列强凭借他们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的优势，从修筑铁路到抢占沿线矿藏，给中国企业家带来严重的打击。仅就日本“二十一条”而言，它所提出的权力要求令人震惊，广东总商会敏锐地指出：“日本人索婪权利多款，及要求铁路矿权，咄咄逼人，形式倚恃强权，实行侵略政策……事关国家存之，万难退让。”（注：《中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报》，第2页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