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已十分丰硕，然而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的历史是研究的“薄弱环节”②。学界在清末立宪运动史、清末民初政团(政党)史、康有为及梁启超人物研究等领域中均不同程度地论及保皇会。民国学者谢彬、杨玄炯等即在其著作中叙述保皇会组织更迭之事，当时的日本对清末民初中国政党发展情况也十分关注③，后来吴泽、张玉法、张朋园、汤志钧、汪荣祖、董方奎、侯宜杰、张海鹏、桑兵、高伟浓等学者在“保皇会”有关问题上均有成果问世④，特别是张玉法先生的三部著作对于清末民初的政团、政党研究的功力颇深。但是，目前保皇会的研究仍有一些盲点，集中体现在对1910—1912年期间帝国宪政会组织变化的认识模糊不清。事件过程的不清晰会削弱人们对事件性质、影响的评价和反思的客观性、深刻性。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细致辨析《康有为全集》、梁启超年谱、《申报》等多种文献资料，拟厘清“保皇会”在1906—1912年间的组织演变、名称变动，以及同国内其他政团(政党)的组织关系等史事，并试分析造成学界在保皇会及其改组后史事认识混乱的缘由，冀为戊戌之后的康有为与清末民初政治(政党)史的研究略尽绵力，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1906—1907：从保皇会到帝国宪政会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保皇会”，简称“保皇会”，英文名称为“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直译为“中国维新会”。⑤“保皇会”是这些名称中流传最广、最久的。⑥保皇会的生根、发展基于不同的政见、民族和语言的人际关系，它拥有多个名称也是基于其组织生存环境考量，不能只视为是一种称呼习惯。对于政党来说，“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⑦，政治组织名称的重要性亦是如此，“一个政治组织宗旨一致的重要表现是其成员各自的身份认同要保持高度一致，身份认同首先体现在称呼上，即所谓正名”⑧，名称是影响政治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名称对于保皇会的重要性在1906年底改组中便清晰显现。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同年八月二十三日(1906年10月10日)，康有为计划改组“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⑨。九、十月间(1906年11月)，康有为发表《通告各埠从新订定国民宪政党党旗函》说明党名、党旗事宜。⑩十月二十四日(1906年12月8日)(11)，康有为在纽约《中国维新报》发表《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行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12)。在布告中，康氏认为保皇任务已经完成，今后应该追求宪政，“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讲求，故今改保皇会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为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并展望：“吾国民党，必与中国光焉”，此处康有为所用“国民党”的名称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早的用法(13)，尽管康有为此时并未明确、详细地阐述“国民党”名称的内涵，但是它却给1912年的改组提供了历史依据，这在下文将有细致论述。康有为原定于1907年元旦(1907年2月13日)举行国民宪政会庆典大会，并让保皇会控制的《中国维新报》等七家报纸尽快刊登改组消息，否则将耽误“吾党第一大事”。需要注意的是，1906年9月至1907年3月，康有为在欧洲游历，并未留在美洲直接指导保皇会改组工作。
    在康有为筹划改组的同时，居于日本的梁启超也开始酝酿改组保皇会。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1906年12月13日)，梁启超在给蒋观云信中提及计划组织政党之事。(14)在十一月五号(1906年12月20日)前，梁氏给康有为信中提出了组党的详细设想，该方案也是梁氏与熊希龄等人商讨的结果。(15)在写信过程中梁启超得知康氏在美国所发告文(指1906年12月8日告文)，梁氏对布告内容多不赞同，“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故弟子邀秉三与彼同来神户，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陈，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秉三指熊希龄，1905年他充当五大臣出洋随员，1906年写成《欧美政治要义》，熊氏还是后来的政闻社在北京和东北地区的重要成员(16)，可见，当时的熊希龄与康梁的政见相近。梁启超在信中强调更改会名的急切性，“忽接纽约《维新报》，知保皇会改名事，既已宣布。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急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17)为什么梁启超、熊希龄等要将“国民宪政会”改为“帝国立宪会”(即帝国宪政会)呢？因为，他们认为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是“极紧要之人物”，梁启超拟往上海与三人商谈入党事宜。熊希龄则已经与袁树勋(18)、端方、赵尔巽三人暗中交涉，希望此三人能暗中赞助“宪政会”。梁启超更欲拉拢醇亲王载沣、载泽参加“宪政会”。而且，梁启超等为更改新会名可谓费尽心思，“改名之事，必须宣布(在《时报》及《丛报》宣布)，宣布之后，人人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而海外之会则为帝国立宪会”，设想“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设想未能完全实现。同年十一月五日(1906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致康有为信中言及“顷得由瑞典来电，知前电已达，已即告香港同人将印改正矣”(19)，梁启超等人改组保皇会的设想得到康有为的初步认可。
    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907年2月3日)致蒋观云信中说明了保皇会改组情况，“海外之保皇会，今已改名‘帝国立宪会’(南海拟改国民立宪会，秉三主改此)。将来我党若成，此亦可为应援也。”(20)可知梁启超之前信中提议改名为“帝国立宪会”是熊希龄的主张(21)，“南海复书则因漫游北欧，接书甚迟，旬日前始复，于所绸缪者，一切赞成”(22)，康有为最终接受了梁启超、熊希龄等人的改组方案，放弃了原先在《中国维新报》上刊登的改组计划。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年3月23日)，保皇会在纽约召开会员大会，正式改组为帝国宪政会。康有为偕康同璧从欧洲奔赴纽约主持改组大会。会后，“帝国宪政会”、“中华帝国宪政会”等名称就成为康有为等人新的身份标识，“国民宪政会”的改组设想则被放弃。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5年的《改定新章》中，康有为即指出“为保身家，我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小为摇惑改易会名。其间译西名，曰维新会，听皇上复辟后我会即为大政党，然后另议。”(23)可见，康有为对于保皇会的组织名称一直是十分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