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07—1911：帝国宪政会在国内的沉寂
    清廷实行预备立宪之后，党禁有所放松，但是康梁及其帝国宪政会却不是清廷放宽党禁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是“后党”的眼中钉。(24)康梁无法直接、有效地领导国内宪政运动。梁启超等原本计划在国内成立“宪政会”，后来也只能于1907年10月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以一种相对隐蔽、安全的方式推动国内宪政运动。政闻社成立之后派出一批社员前往国内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帝国宪政会则在国内政局陷入了沉寂。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一日(1908年7月28日)，康有为在纽约《中国维新报》发表《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提出十二条宪政建议，欲推动国内宪政运动的发展。(25)这是1912年前帝国宪政会惟一一次在国内政局产生较大影响的举动。(26)徐勤等人主政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于1908年8、9月也连载了此请愿书。(27)1908年8月，政闻社及附属的《江汉日报》(28)(创办于汉口)被清廷查封，政闻社本部在上海仅运作了6个月。丁文江认为“政闻社被查禁的近因方面，除陈景仁案以外，五六月间南海先生所主持的海外亚、美、菲、欧、澳二百埠中华宪政会华侨公上请愿书的运动，大概也是一个原因”(29)，《申报》也有类似的报道：“近日《江汉日报》复因登海外华侨请愿书为鄂督所封。”(30)此请愿书只是清廷查封政闻社与《江汉日报》的直接导火索，根本原因在于政闻社同中华帝国宪政会的密切关系早已被清廷所知，“某中堂谓中华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难于解散，惟沿海各省分设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不如先查政闻社为下手之地”(31)。帝国宪政会在国内政局中惟一一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活动就这样被扼杀了。
    帝国宪政会的沉寂还表现在康有为、梁启超和徐勤等帝国宪政会核心人物所留文献中也很少见到“帝国宪政会”或“中华帝国宪政会”等名称，即使是《申报》也只收录了七条有关帝国宪政会的新闻，且多因政闻社被查封而报道(截止到1911年，此后未见报道)。这便给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带来了困难。丁文江等为梁启超编纂年谱时便有两处记载的讹误：一是，“十一月初旬，国会请愿同志会以此后已入于实际立宪时期，决定解散同志会，组织帝国宪政会，为将来政党之预备(参考《申报》)，是为后宪友会的先声”(32)。二是，“十二月十七日南海与先生书，帝国统一党即指由同志会改组之帝国宪政会”(33)。先说丁氏的记载给学者们造成了一些误解，然后作一并分析。如张玉法先生依据丁氏《梁谱》分析认为：“宣统二年十月三日的上谕颁布后，国会请愿被禁止，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国会请愿同志会避去‘国会请愿’之名，改称‘同志会’，其活动大大减少，部分会员则另组‘帝国宪政会’，以为政党之预备”(34)。丁氏和张氏的用词分别为“组织”和“部分会员另组”帝国宪政会，他们的表述均有偏离史实之处。《申报》只是说明有成立“帝国宪政会”的计划，“上月二十七日上午……同志会开特别大会……决定将同志会正式解散，一面组织帝国宪政会，标明政纲，联合海内同志以为政党之预备。众均赞成。定二十九日再行开会表决”(35)。王敬芳主张定党名为“帝国宪政会”，孙洪伊提出异议，(36)“大概由于怕遭清廷之忌，孙洪伊(伯兰)等未采用‘帝国宪政会’之名，而改用‘帝国统一党’，在民政部立案，并欲康有为等在海外推行”(37)。1911年1月1日，孙洪伊等人被推举为临时干事，“帝国统一党”党名一出，引起争论，不得不发《帝国统一党党名释义》一文进行解释。1911年5月30日，宪友会发起会召开，会上否定了“帝国统一党”党名，改用宪友会。(38)帝国统一党最终未能成为同志会的新名称，国内另组帝国宪政会的计划也夭折了。(39)张玉法先生认为仅有少数同志会会员另组“帝国宪政会”，所举例是天津的温世霖。(40)张书中并未详加说明，据笔者所查，天津地区由帝国宪政会私立的法政学堂和公民白话社均是温世霖发起的。(41)但这也不能构成温世霖组织帝国宪政会的证据，因为“在国内各地之请愿运动陆续酝酿之时，由‘帝国宪政会’所运动的海外华侨，亦相继有所行动。旅美华侨举伍庄(宪子)为代表，旅日华侨举汤睿(觉顿)为代表，而南洋华侨亦电原请愿代表陆乃翔，请谋于代表团，速上第三次请愿书。”(42)温世霖和包括梁启超、伍庄、徐勤等帝国宪政会会员(实际上他们是以政闻社或同志会等名义进行请愿)个人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能据此理解为是帝国宪政会的行动。丁氏受《申报》误导，张书又拘泥于丁氏的记载，故有上述史事记载的偏差。 
    三、1912年：一次未完成的帝国宪政会改组
    辛亥革命后，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康有为等开始了帝国宪政会的改组活动。1912年2月19日，康有为在《致各埠书》中写道：“惟今国体已非君主立宪，今特复丙午(即1906年)前旧名，定吾党名为‘国民党’，旗用五色，合五十族，亦吾党满汉不分之始志也。”(43)这次康有为欲将帝国宪政会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的民国出现了“国民党现象”，有学者认为在1912年的民国政治史中号称为“国民党”的政党至少有3个(44)，据笔者所知，当时有4个组建国民党的计划或实践。第一个是康有为等计划改组的，下文再作详细分析。第二个是由潘鸿鼎等38人发起的国民党，《民立报》(2月28日)刊登了《国民党宣言书》。(45)3月1日，该报又刊登了《国民党暂定章程》，《章程》第一条规定“本党定名曰国民党，未经成立以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46)5月5日，国民党同志会即宣布与民社等五团体合并为共和党(47)，此“国民党”成立与否，当时的报纸即报道情况不一，《民立报》(1912年4月27日)报道共和党成立大会：“本党系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国民共进会六政团组织成”(48)，而此后《民立报》(1912年5月7日)报道中却又用“国民党同志会”一名，“国民党同志会于前日星期午后二时借江苏教育总会开会，报告本党与统一党、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六团体合并为共和党。”(49)这或是由于《民立报》编辑并未十分重视该党名称用法。《时报》中则以“国民党”称之，“北京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暨各报馆鉴：今日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党、民国公会合并为共和党，开成立大会……共和党。佳。”(50)这是1912年5月10日《时报》所刊登共和党致电。第二个国民党是实际存在的，但时间极短。第三个是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等在北京准备合并为“国民党”，并由张嘉森(君劢)草拟纲领，最终因政见不合未能组建成功。(51)第四个“国民党”即是1912年8月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合并其他政党成立的。在短短6个月时间内，四个“国民党”(尽管有的最终并未成立)一起出现容易给后人造成误解。
    康有为在2月19日提出改组帝国宪政会后却迟迟不制定改组纲领，徐勤因而曾屡致书其师询问催促，在徐勤推动之下，康有为直到6月方将改组纲领草拟完成。(52)这或许还是受一个流产“国民党”的刺激，因为在此期间康有为听说了前述第三个“国民党”的消息，他在《与梁启超书》(1912年5月20日)说明了新出现的“国民党”侵犯了他们“国民党”的名誉权，康氏显得不满，“五党联合，改为国民党，与吾党重名。迟廿日后各党诘问，吾实无面目可复之，亦更无改名之理。”康氏希望梁启超能干预此事，“因各埠已请吾写额，皆可改刻悬挂，此非小事也。今已令紫发拟用紫或勉名致书于五党新国民党。汝或并托人告知该党人，能令彼易名最妥。惟彼党或傲不理，则将来吾党不肯改名，报上辨争，则吾二人之大辱，各埠益责吾二人，吾难受也。吾忧此甚”(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