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如前所述，1912年民国政坛的“国民党现象”给后人理解这段复杂历史增加了一个障碍。康有为《致各埠书》中“各埠”指的是包括美洲、澳洲、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区(帝国宪政会分会)。康有为、徐勤的改组计划面向的帝国宪政会组织也只存在于海外。国内潘鸿鼎等人筹建国民党主要活动于上海，其筹建过程中并未见徐勤列名或参与其中，当时党禁已开(75)，若是徐勤以个人或帝国宪政会的身份参与潘鸿鼎的行动，《国民党宣言》、《民立报》或是徐勤的信函等文献应该留有此事的记录。1912年5月，“国民党同志会”已经合并于共和党，这就否定了徐勤、潘鸿鼎改组国民党一说。在《康有为全集》、《梁启超全集》等文献中也未发现潘鸿鼎等发起人在“国民党同志会”成立前后与康梁等人的往来信函。徐、潘二人仅在名称上都使用了“国民党”而已，并无直接的组织关系。
    第三，帝国宪政会的组织活动基地在海外，关于其组织活动的原始档案文献等也主要存于海外，《中国维新报》、帝国宪政会章程和宣传手册等关于该组织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内难以得见。这主要是由于清廷针对康梁的党禁政策造成的。当时国内对于帝国宪政会的了解主要来源于康梁等个人、《申报》等主要报刊和清廷驻外官员的转述。例如《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一文写成于1912年，是日本著名的情报专家宗方小太郎根据当时的实地调查撰写的一篇民国初年政党社团的写实性文章，但该文仅提及保皇会及帝国宪政会，对于帝国宪政会改组国民党一事毫不知情，因为他在后文谈论国民党时只叙述了潘鸿鼎等人筹建国民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商讨组建的国民党。(76)后来丁文江认为1912年6月中华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丁氏所据仅为徐勤《致各埠列位同志义兄书》。(77)可见民国时人们已经对帝国宪政会改组情况认识不清。
    康有为的窜改、1912年的“国民党现象”、帝国宪政会孤悬海外造成的原始档案文献的难见和民国人的模糊认识，这些因素综合使得后来学者在1912年帝国宪政会改组历史的研究中存在以讹传讹的情况。另外，以往研究并未认清帝国宪政会的组织与康有为、梁启超、徐勤等个人之间的区别，存在将组织和个人等同处理的倾向。这些主要领导人可以代表帝国宪政会这一组织实施某些政治行为，但他们并不完全等同于帝国宪政会组织本身。
    如前所述，1912年康有为信函中有关“国民党”的记载确实存在作伪的情况，但从中却能探出康有为政治态度的复杂性。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同年1月10日，五色旗被中华民国定为国旗。恰在此时，康有为在《致各埠书》中提出组建“国民党”、提议用五色旗作为党旗。中华民国的国民地位有了新变化，同年8月，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此前北洋海军和部分地区革命军亦曾用过五色旗。前引述1913年康有为在《不忍》刊登请愿书标题中组织名称由“中华帝国宪政会”改为“中华宪政会”。此时的康有为等人政治目标是主张宪政还是依旧坚持保皇？康有为1912年改组计划是表示对新政权的接受还是另有内涵？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康有为等面临的新政权——中华民国的冲击是康氏伪造1912年帝国宪政会的历史记录的原因之一，帝国宪政会面临的由政治困局而产生的认同困境也是应当考量的因素。 
    五、保皇会改组的“失败”：帝国宪政会的认同困境
    1912年康有为等人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这或许是康有为等为了推动国内宪政建设，同时也是挽救帝国宪政会的希望之一。因为，早在保皇会改组为帝国宪政会之后即面临认同的困境：一是，革命派对保皇会改组后的责难；二是，帝国宪政会内部也未形成新的完整的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看，康梁等改组保皇会可谓是一次“失败”的改组。
    据伍宪子回忆，“是年(指1906年)革命党人与宪政党人言论之争，最为激烈。”(78)实际上，双方的论争一直持续了很久。1908年9月7、8日《南洋总汇新报》刊登了笔名为“平实”所发的《革命党之真相》一文，文章因同革命党人的争论而写(79)。“若主张立宪者皆指之为保皇党，则吾所不解也。康南海之漂流海外，何其神通广大，而内地保皇党之多也，无一深思远虑之士，恐国家之覆亡，不得不主平和改革……今尔党之言曰：欲倒政府，必先扑灭保皇党。如以主立宪者皆曰保皇党，诚恐扑灭不胜扑灭也”(80)，文中的“尔党”即指革命党。“平实”的这篇文章发出之后又遭到革命党的反驳，“平实”又撰《驳巽言》一文回击，“至于吾言若主张立宪，皆指之为保皇党，则吾所不解云云，正以今日立宪，为我国内外所同情，帝国宪政会，康南海所立也，政闻社，梁任公所立也，均主立宪，无所谓保皇也，即前虽有保皇名目，今名实皆异也。”(81)宪政党人可谓对自己政党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宪政党人“难以接受”革命党指责的逻辑，“平实”指出若按照革命党人的推论，革命党自身即是由会党等演变而来。宪政党同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其他势力的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很久，1914年，康有为仍然不得不专门撰写《保皇会易名辨》来申明、阐述宪政党的宗旨，“况吾宪政党人也。戊戌年有保皇会名，专为反对后党而言，与国民无涉。惟前八年已解散保皇会，另组宪政党，宗旨专言宪政，党员亦多不同，其向非保皇者，亦莫不同讲宪政也……吾党名为宪政会，夫宪政者，凡一切宪政皆是……故自十月十六日，清朝已尽矣。即保会尚存，从何言保。”(82)该文和1908年“平实”发表文章的主旨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等人在为帝国宪政会形象与外界进行辩护的同时，他们组织内部却有着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虽然不能代表全部宪政会会员，但也能反映宪政会内部情况的复杂性。1909年11月26日，关炳致信康有为商谈最近宪政会内部的振华公司财务纠纷和刘士骥被刺杀案等事宜，“惜乎一己之周，保皇会内数分，枉昔日之心血合力”(83)，在保皇会改组近两年后，关炳仍使用“保皇会”指代其组织。针对上述内部纠纷，康有为于1910年撰文指出“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84)宪政会成立已有三年左右，康有为依旧使用“保党”，可以看出他对帝国宪政会形象认同的一种矛盾心境。 
    结 语
    1899年7月，保皇会成立于加拿大。1906年10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划改组保皇会，我们不能将保皇会及帝国宪政会等组织的历史事件仅归结于康有为或梁启超，应该重视如熊希龄、徐勤等在改组活动中的贡献、角色。1907年3月，帝国宪政会正式成立于海外，但是，它面临着内部认同危机，“自称”未能深入人心，且在国内政局依旧沉寂，“他称”未能扬名。1912年，康有为等改组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康有为回国之后，海外的帝国宪政会依旧存在。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徐勤、伍宪子、梁朝杰等组建中国民主宪政党。从保皇会至中国民主宪政党一直悬于海外，虽有部分会员长期活跃于清末民初政局，却从未在中国大陆建有同名的分支组织。我们在研究保皇会、帝国宪政会等组织以及康有为等人物时面对的是革命派的指责与康有为等人的辩护、“掩饰”，个中掺杂多种因素，真伪并存。康有为曾在1910年除夕前后写下这样的两句诗：“出亡历历十三年……维新立宪史谁编？”(85)无论是谁编写康有为等人的政治史都应该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回溯这段历史，这也是本文撰写时努力的方向，因而以考辨、厘清帝国宪政会在1910至1912年间的改组情况作为重点内容。至于如何评价1906—1912年期间的康有为及其组织，是依旧坚持革命派评判——守旧的保皇派，还是应该进行实事求是地总结？拙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推动康有为、保皇会与清末民初政治(政党)史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