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6月，徐勤在接到康有为的改组计划后致信海外各埠同志说明改组“国民党”事宜：“吾党昔名为帝国宪政会，今改为国民党，其西文用何名字，已于前次公函敬告一切。”(54)可知徐勤已经多次电告海外组织筹备改组。在接到改组函电后，海外帝国宪政会各分支组织对此次改组有着不同的反应，据所见资料举两例为证。一是加拿大温哥华帝国宪政会林任之的信函，“承电覆，着暂用五色为国旗，照办”，此电当是康有为的直接指示。“顷间亦得徐君勉先生(指徐勤)书，谓于十二月卅日得贵处电，将帝国宪政会改为国民党，并暂悬五色国旗。”可知康有为在1911年12月30日已产生组建国民党的想法。康、徐二人的指示到达温哥华后，此处帝国宪政会召开会议，“当即召集同志宣布此事，而叛奴黄孔昭、黄良、孙正邦、李世璋反对之，不允用五色旗，旋又献议用孙汶(指孙文)旗，我同志反对之……至于改党名，有许多同志欲复用国民宪政会名，而黄孔昭倡议用中华民国宪政会名，多数和之，当时作成为议案”。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对海外帝国宪政会的影响之一斑。第二天“有多数同志反对之者(指黄孔昭的提议)，谓要遵总长命，改为国民党，以归划一”。经过激烈争论后，最终温哥华帝国宪政会决议改名为国民党。(55)二是署名柰的帝国宪政会会员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汇报了改组情况，“本总会得徐长书改国民党，曾邀集齐议。惟孔照(疑是前文的黄孔昭)提议改中华民国宪政会等言，弟甚不赞成，此议亦作罢论……本总会决要改国民宪政会便符宗旨，若改民国宪政党，则被人嘲笑投降矣。宁愿无党，决不公认也”(56)。从二则材料可见，当时海外各埠帝国宪政会在改组的名称方面意见分歧较大，郭廷以指出“1912年2月19日，国民宪政会(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是年秋，又恢复宪政会旧称)”(57)，虽然郭氏已经发现了1912年间康有为等人在帝国宪政会会名使用上的矛盾，但是这一观点并未受到后人的重视。伍宪子的回忆证实了郭氏的说法，“在宪政党改名国民党八个月之后，然孙文之国民党既在海内成立，复向海外推进。彼此同名，不大方便，所以宪政党仍恢复宪政旧名，取消国民党新名”(58)。此段回忆并非尽是实情，在说明帝国宪政会确有改为国民党的计划、行动，却也隐瞒了帝国宪政会在1912年改组中遭遇的混乱局面。
    另有几则史料更确切地证明1912年康有为改组计划未能完成。一是，1912年康有为撰写了《宪政党章程》(59)，然而1911年12月30日已经有改组国民党的设想，为何还要制定宪政党的章程呢？二是，1912年5月29日，孙洪伊在《致沧江先生书》言及：“国民党成立，约须少迟时日……《财政计划意见书》应速发布之，国民党成立后再提作党议，亦未始不可……无论国民党成立与否，请由济武开一各党联合谈话会，要求各党承认。”(60)1912年5月29日，国民党仍在筹备之中，事务颇多，成立日期也未商定，可见改组之艰难。三是，1916年7月1日，梁启超在《中华新报》发表的启事：“鄙人前曾挂名进步党及海外之宪政党，但久已不与闻党事。去秋曾一再宣言，与一切政党脱离关系。今方居丧，更不忍与闻国政。恐中外尚有误会，特更声明：凡进步党及海外宪政党之言论行动，鄙人丝毫不负责任。谨启。”(61)文中只说及海外宪政党，未提“国民党”。四是，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徐勤发文海外同志：“梁启超、徐勤致宪政党同志书：宪政党列位同志公鉴……丁卯四月二十一日。”(62)此处使用的名称依旧是“宪政党”。五是，国家档案馆藏有一份在康有为死后徐勤向溥仪汇报海外宪政党党务的文件，在汇报文书中徐勤自称“中华帝国宪政党副总长”。(63)这五条史料证明了1912年帝国宪政会从未在实践层面上完成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四、康有为的窜改癖好(64)
    通过第三部分的考证可知，1912年帝国宪政会的改组计划最后夭折了。但学界对此次改组过程向有误识。如有学者认为武昌革命爆发后，徐勤、潘鸿鼎等将帝国宪政会改组为国民党(65)，另有学者认为：“武昌起义后，康有为通告各埠会众改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后被合并于共和党。”(66)等等。这些观点容易造成对康有为帝国宪政会演变和清末民初政党史研究的认识偏颇。导致学者认识混乱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康有为本人对帝国宪政会1912年改组事件作伪证。康氏编改其论著的癖好不仅仅局限于1898年前后。有以下事件为证：一是，《致各埠书》(1912年2月19日)的作伪。在组织名称上，《致各埠书》说国民党是“丙午前旧名”，但1906年底改组保皇会前后，“国民党”一词从未被作为组织名称正式使用过。伍宪子后来道明1912年“国民党”的来历：“民元正月，宪政党曾改名为国民党，盖根据光绪卅二年丙午国民宪政党之国民两字而来”。(67)伍宪子作为继梁启超之后的宪政党主要领导人，且参与了帝国宪政会早期的活动，其所述可作为证据之一。章开沅认为1912年《致各埠书》中“国民党”是受日本犬养毅一派政治势力立宪国民党的影响(68)，却未提供进一步论证，这或许亦是一种可能。二是，《与梁启超书》(1912年5月20日)的大肆渲染手段(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作伪)。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等筹建中的国民党最终未能成立。但康有为所说使人误认为此国民党确实组建了。康有为使用渲染手法不止一次。“问者曰：今先生保皇会何所事？康南海答之曰：吾会六年前名保皇，丙午年九月改名为帝国宪政会，专以鼓励宪政为事，君岂不知耶？何尚问保皇会？”(69)这段对话是署名为“星侠”发表《记南海先生与某君之谈话》文章的一部分，刊登在1910年5月28日《南洋总汇新报》。文中所述丙午年九月(1906年10、11月)同1906年12月、1907年3月等存在明显的不符，事件发生前后相距只有三年余，此处康有为的作伪究竟属于故意为之还是无意识的记忆错误，他人则无法得知。三是，1912年10月，康有为致友人信中写到“宗荣欲入国民党，吾可介绍。吾尚不欲入内地，令任(指梁启超)先行，而共和、国民两党皆公推任为党魁也”(70)。然而此时实际活跃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只有宋教仁等组建的国民党。康有为同国民党关系有如此亲近吗？竟可以推荐宗荣加入国民党？另外，国民党欲推荐梁启超担任党魁也是5个月前之事。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党欲组建国民党时，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意欲推梁启超为领袖，统一共和党与国民公党则不同意，国民党亦因此而未能组建，梁启超但任党魁之事也无从说起。四是，1913年2月3日，康有为替徐勤归国撰写的序文中又出现了国民党，“美、墨、非、澳、亚环海之国民党二百埠，定名于丙午，因以丙午国民党名，皆君勉总护之”(71)，序文中“1906年国民党二百埠”显系作伪。五是，前引康有为请愿书(1908年7月28日)在其归国后刊登于1913年《不忍》杂志上(72)，《不忍》版请愿书称“商民等所请愿者，凡十一事”，而实际所述只有九条(73)，而高伟浓所见《中国维新报》版请愿书共有十二条内容(74)，标题中组织名称也由“中华帝国宪政会”改为“中华宪政会”，可见《不忍》版请愿书有改动现象。据笔者陋见，学界考辨康有为留存史料的真伪主要集中于戊戌维新前后，其他时段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些被康有为主观编造后的史料是造成前述保皇会、帝国宪政会改组前后史事出现误识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