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中国企业家的分层
    根据权力、财产、地位和发展先后顺序可将中国企业家的发展分为五个层次。每个层次由于其所处的地位不同，其特色也不尽相同。
    1.官办企业家--权力、财产和地位的兼备
    近代后期的官僚已开始染指生产领域。最早组织大机器生产的是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洋务派的军工企业是国有性质，其所有权在封建政权而不在个人，因此这些企业的官员可为企业家成长积累经验，但其自身毕竟是政府官员。稍后，一部分官员以私人资本创办或加盟新企业。例如状元出身的张骞办起了工厂，曾经担任皇帝师傅的孙家鼐、翁同和等分别安排其后代兴办新式企业；而早期经办商务的洋务专家也纷纷投资兴办自己的企业。这些人先后从官僚阶层分化出去，成为私人资本家，成为近代中国企业家的先行者。只不过与后来资本家不同的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官”的特权。早期的买办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弃官办厂，如张骞；二是亦官亦商，以商为主，如周同熙，三是亦官亦商，以官为主，如孙家鼐。
    2.商办企业家--财富和地位的所有者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批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多是以从商为主，实业为辅，因此称之为商办企业家。商办企业家虽然拥有财富和地位，但是在传统文化浓厚的氛围里，他们不得不通过不同的途径向官靠拢，以巩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同时他们又极力发出商为“国民之纲”的呐喊，企图以商立国。因此商办企业家处于彷徨两顾的状态，明显地反映这一阶层心态的是商办企业家庞云缯，一方面向清廷捐了赈灾银十万两，为儿子捐得了举人、四品候补并特赏一品封典的职衔；另一方面又大举办厂，在杭州集资创办大纶丝厂，又办了道益公纱厂，在上海筹建了龙章机械造纸厂，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
    3.侨办企业家--财富的所有者
    近代企业家中，有一支尤为重要，他们就是只拥有财富的企业家--侨办企业家。从整体上说侨办企业家与官僚、地主联系最少。由于他们在海外获得了雄厚的资本，同时接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这对致力于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现状尤为重要。
    4.民办企业家--少量财产的所有者
    这是一个只拥有少量财产的企业家。近代后期社会的大变动，为下层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当时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因投资兴办新式企业而逐步上升为民族资本家的机会很多。只是这类企业家的财富十分有限。他们的崛起往往经历了一番曲折。曾经分别当过钱庄学徒和四年钱庄跑行的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在几乎没有官方照顾和官方支持、也没有买办的经验条件下，靠着经济手段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荣氏兄弟在创建茂新、福新、申新三大企业的过程中，所依靠的是敢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灵活的经营作风和科学的管理手段。但是像荣氏这样由学徒转而成为大资本家的毕竟不多，而由后者转化为中、小资本家的却不少。
    5.买办资本家--权力和财产的所有者
    1842年废除公行制度以后，买办成为中外商号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买办一般具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是洋门的雇佣者，同时又是有自营生意的商人；不仅是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货主；不仅赚取工资和佣金，同时又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注：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买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层次，一方面由于其在经济上对洋人的依赖，客观上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方面易受洋人的影响，主观上也由于其自身对新观念的接受和普通民众的价值偏见，从而把他们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也毋庸置疑，买办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并不能说明他们政治上对外依赖。相反，经济上的依赖和受压抑往往会孕育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民族主义思想。唐廷枢筹办新式银行；规定只收华人资本；对外资本采取排斥态度，“以其在洋行的丰富经验去损害外国公司”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注：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
    四、简短结语
    可以说，中国近代的企业家身负重任的同时也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由于历史--社会--文化--国际上的原因，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用生命塑造出的光辉的贡献，也不应忘记他们用血与火谱写下的历史经验，更不应忘记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或许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苦难中降生的孩子，虽无富贵却有“穷人孩子早当家”的坚韧不拔的品性；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成长于改革后温室中的现代企业家是否应该吸纳这样的“祖先遗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