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经历了两千年的颠沛流离生活，备受歧视与迫害，但却始终保持着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二次大战后初期，出于对本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祖国”以色列的支持，促使居住在美国的犹太人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然而在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则日趋减弱。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本文试图对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及有关专家。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占欧洲犹太人的2/3。这一人间惨剧因其手段之残忍、规模之大使美国犹太人感到震惊，更因为它发生在德国而使犹太人感到激愤。德国在历史上曾是比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宽容、善待犹太人的国家，以致许多德国犹太人曾主张与德国社会融合而成为有“希伯莱信仰的德国人”，美国犹太人也曾因对德国抱有好感并发表亲德言论而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1]。 如果说犹太人对德国的好感所得到的回报是纳粹对他们实行彻底的种族灭绝，那么又怎能使他们安心、平静地与其他民族融合？纳粹的所作所为再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历史上对待犹太人的模式：保护与驱逐、宽忍与屠杀，那么，谁又能担保这种模式不会在美国重演？据战后初期的一项调查：几乎所有被调查的美国犹太人对“大屠杀”是否再度发生，都作出了相似的回答：“如果你懂一点历史，你就会明白这不是能否发生，而是可能将要发生”；“这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2]。在二次大战中，面对纳粹血腥的屠刀，犹太人曾眼巴巴地期盼着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使他们免遭灭顶之灾，然而，许多国家却对此无动于衷，一批又一批手无寸铁的无辜犹太人束手就戮；近千名侥幸逃离德国的犹太人漂洋过海、投奔被犹太人视为“自由国度”的美国，结果却又被美国移民局冷漠地拒之门外[3]。对此，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兹曼曾指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汇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他们会认为是难以置信的：一件是罪行本身，其次是世界对这一罪行的反应。”[4]
    “大屠杀”以及当时一些国家对此事件的反应，激起了美国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强烈不信任感，引起了他们对历史上世界许多地方排犹事件的回忆：“巴比伦之囚”、中世纪西欧的火刑柱、1881年俄国大规模地杀害犹太人、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5]等。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他们对未来自身命运的担忧：假如下一次的“大屠杀”又在美国发生怎么办？正是出于这种担忧，使美国犹太人把整个民族的命运同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把二次大战后建立的以色列国视为犹太民族“千年复国梦”的现实，当做自己的“祖国”，当做下一次一旦发生“大屠杀”时的“最后一个避难所”[6]。在他们看来，当下一次发生“大屠杀”时，唯一不会拒绝收容他们的国家，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7]。因此，对处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如何站稳脚跟，求得生存与发展，也就成了美国犹太人最关注的问题。以“保卫”以色列、争取以色列的“生存权力”、确保美国支持以色列为主要内容的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成为增强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动力。
    为以色列募集资金是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直接表现形式。1950-1955年，美国犹太人向以色列捐赠的资金占同期以色列引入资金的28%；1945-1967年，美国犹太人共为以色列募集到了15亿美元[8]；以色列在美国的债券销售额，在1956年中东战争时猛增了27%，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猛增了140%。在这一时期，那些铭刻在犹太人心灵上的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的无法摆脱的恐惧，唤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意识[9]。
    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最重要的表现是，以其在美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来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使之有利于以色列。美国犹太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政治参与性强，其选民的投票率高，且目标一致。为了加强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各种犹太政治组织纷纷建立。1955年成立的“犹太人组织会长会议”是美国犹太人最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其宗旨就是采取更为统一的集体行动来维护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例如，在美国大选中该组织以美国犹太人代表的身份同候选人打交道。如果候选人想取得犹太人的财力支持，获得选举胜利，他就必须站在以色列一边[10]。
    受二次大战中纳粹“大屠杀”的刺激，以支持以色列为目的，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事业，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犹太教也得到了振兴。战前的世俗化潮流被扭转，已脱俗的大批犹太人重新加入犹太教会，新犹太教堂纷纷建立，犹太教友成倍增长。战前，美国犹太教的三大派别：正统派、保守派、改良派之间分歧很大。战后，一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反对通过世人努力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的正统派和改良派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与保守派达成一致。战后犹太教的振兴，巩固了犹太人的信仰，对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信仰犹太教也就成了战后初期美国犹太人“犹太性”的主要内容。
    犹太人在历史上流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压力迫使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11]。历史上的排犹和纳粹的“大屠杀”，对美国犹太人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其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对居住国的不信任感，对以往排犹事件的恐惧，对本民族命运的担忧，使美国犹太人于战后初期在美国社会中自我封闭起来，通过强化与本民族同胞的认同和归属来为自己营造一种“集体安全感”。这种建立在不信任感、不安全感基础之上、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不顾其他民族生存与否）和信仰犹太教（而有别于美国大众）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认同是排他的、狭隘的，是民族意识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一种不正常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