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是维系犹太人的精神纽带，是犹太人不易为其他民族同化的内在因素。在犹太人漫长的流散过程中，它成为民族认同的主要依据，起到了犹太民族“文化疆界”的作用，以致于许多学者根据是否信仰犹太教来判断是否犹太人。因此，对犹太教信仰的动摇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重要体现。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对犹太教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宗教认同感下降。1973年进行的“全国犹太人口研究”发现，全美犹太家庭中，53.1%的家长没有参加犹太教组织；60.2%的人虽然参加宗教活动，但并不积极；只有14.3%的人参加宗教活动“积极”或“很积极”[44]。进入90年代，宗教影响力下降更为明显。1991年，约有110万美国犹太人不信犹太教，这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而即使在认同犹太教的人中，也只有30%的人自称是犹太教徒。调查还发现，曾在70年代拥有一半以上美国犹太教徒，主张捍卫犹太教传统文化和教规的保守派到1991年仅拥有35%的教徒；而主张改革教规，使之有利于犹太人加入美国主体社会的改革派拥有38%，成为美国最大的犹太教派别；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正统派仅拥有6%的教徒[45]。宗教认同感的下降，使美国犹太人统一的道德规范松弛，严重削弱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与宗教认同感下降密切相关的是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大幅度上升。1991年，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高达52%，即每两个结婚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是与非犹太人结婚。即使在信奉犹太教的人当中，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也不低。50%的改革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30%的保守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9%的正统派教徒其配偶是非犹太人[46]。72%的由这种通婚建立的家庭不用犹太人的道德规范教育子女，因而其子女对犹太人的感情及犹太观念十分淡薄。1987-1992年，这些家庭的子女与非犹太人的通婚率高达90%。而与非犹太人通婚后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女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其犹太性也告终结[47]。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不但造成犹太性的降低，而且造成了犹太人后裔与犹太教的脱离及犹太人口的大量流失。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日益增加的与非犹太人的通婚是对其民族信仰、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
    在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中，如果配偶的非犹太教徒一方皈依犹太教，其婚姻就被犹太人认为是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其子女也算做犹太人后裔。皈依犹太教的婚姻占与非犹太人通婚的7%。这种婚姻中，夫妻中的一方虽皈依犹太教，起初也随配偶去犹太教堂，但其宗教观念、认同感甚为薄弱。例如，50%的皈依者在家中摆设基督教的圣诞树，他们既不反对子女与非犹太人通婚，也不反对改宗基督教[48]。因此，皈依虽给犹太教带来了新的成员，但对宗教观念的加强并未起什么作用。
    历史上，在歧视和迫害下，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的意识起到了“精神胜利法”的作用，增加了犹太民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致使其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不愿与异族相近，并导致自我封闭，从而起到了加强民族凝聚力，抵制与异族同化的作用。而日益增加的与非犹太人通婚不仅是对“特选子民”这一意识的有力冲击，也是对犹太人自我封闭的一大突破。与非犹太人通婚导致犹太人离开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社区，同时又使虽皈依但认同感并不强的非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行列，进一步动摇了犹太人对犹太教的忠诚。与非犹太人通婚的增加说明，美国犹太人精神上的“特选子民”意识正在淡漠，其精神上、生活上与外界的隔离正在被打破。
    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下降还直接表现在大批犹太人离开犹太聚居区，向外迁移。
    居住的相对集中是犹太人保持民族特性的一种手段，它便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便于维护民族认同感。战后美国犹太人集中居住在纽约、新泽西等东北部州的城市里。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开始由聚居向散居发展。许多退休者离开了其中青年时代生活的东北部大城市，迁到阳光灿烂、生活舒适的南部和西南部。例如，沿着迈阿密的柯林斯大道，犹太居民用英文、西班牙文和伊第绪文写的各种“禁止非法闯入”的牌子随处可见[49]。
    美国新兴工业的崛起，工业中心的转移也吸引了年轻的犹太家庭离开犹太人聚居的东北部而向南部、西南部的“阳光地带”迁移。一些大公司放弃了东北部而迁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税收少的南部和西南部，带动了一部分犹太人为谋求工作机会而随之迁移。另外，南部、西南部优美的环境、质优价廉的住房、完善的服务设施也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南迁。这样，便打破了犹太人过去聚族而居的社区，打破了由于居住与外界隔离而形成的自我封闭。同时在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上，也日益失去了过去犹太人由聚居所显示出的“整体优势”。
    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宗教信仰的淡漠，与非犹太人通婚的增多，居住集中的被打破说明，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走向了衰弱。美国犹太人越来越难以维持对本民族的认同，以致于对如何界定犹太人这个概念也出现了问题。过去作为犹太人，信犹太教基本上是有统一规范的。而70年代以后，对于是根据信仰还是血缘来界定犹太人，美国犹太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致于有人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犹太人，有人认为自己是部分犹太人，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有两种信仰的犹太人[50]。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减弱说明，在战后对犹太人较宽容的美国社会中，随着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生活、事业的成功，美国犹太人正逐步融入美国社会。
    战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由强转弱与外部环境的宽松与否有密切关系。它反映了犹太人由对共同历史的回忆、对共同故乡的向往、对共同遭遇的感受、对共同宗教的信仰而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变化特点，即每当外部压力加大时它就增强起来，而每当外部压力变小时它就减弱下去。战后初期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空前高涨，是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动力、以犹太教为基础的，其实质是对纳粹“大屠杀”、对历史上受迫害和对本民族命运担忧的强烈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带有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和民族复仇情绪。在战后美国长期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美国犹太人的民族情绪逐渐正常化。随着他们对其他民族不信任感的下降和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消逝，其民族凝聚力亦走向衰弱，并逐渐融入美国的主体社会。这说明，在民族关系上，歧视将导致弱小民族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对主体社会的敌视和自我封闭；而宽容将造成其民族凝聚力的减弱，造成与主体社会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