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翁能够成为各种犹太组织的领导人，根本原因是他们能够募集到资金。一位女大学生说：“父母总是不停地给我讲犹太人的伦理道德，但在犹太组织中谁担任最重要的职位？是捐钱最多的人。”[28]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眼里，无教养的富人令人厌恶。富人对犹太组织的控制，使其日益脱离群众。198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5000名犹太学生中，只有150人参加校内的犹太人活动[29]。
    历史上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各种犹太组织内生活，这些组织是犹太人宗教、生活、社交活动的中心，是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而上述的美国犹太组织内部的不合理因素，削弱了其在犹太人中的感召力，挫伤了犹太人的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以色列感召力的下降是造成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后初期，在美国犹太人的价值观中，对以色列的依恋是首要因素。他们曾认为，以色列是犹太民族两千年复国夙愿的实现，新生的以色列国是犹太传统信仰和现代自由生活的完美结合。但现实是，以色列是一个高度“美国化”的国家，以色列人的生活、语言、穿着、追求仅仅是对美国的简单模仿，而远不是新的、犹太式的。例如，沿着特拉维夫迪仁高夫大街漫步，人们感觉不到任何犹太特色[30]。面对美国犹太人的指责，以色列人反倒认为他们过分理想化、不切实际。以色列人的理由是，我们当然“希望面对这些问题，可眼下我们别无选择。为了生存需要，只得牺牲犹太性”[31]。由此，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期盼渐渐消退。
    大批以色列人移居美国增加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失望。1948年以来，移居美国的以色列人约有25-40万[32]。本来，美国犹太人期望来自他们“祖国”的同胞会把正统的犹太文化带到美国。但恰恰相反，这些人离开以色列来到美国并非是为了弘扬犹太文化，而是出于经济动机。特别是这些人来美国后，处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急于追求美国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心情和举动，不惜抛弃犹太人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宗教信仰，而盲目推崇美国的文化风俗和道德规范，急欲同化到美国社会中的畸形心态。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对以色列犹太性的莫大嘲讽，也是对美国犹太人心灵情感的沉重打击。他们一心向往并引以自豪的犹太“圣土”--以色列，竟是以色列人纷纷弃之的国家；这些移居美国的以色列人在其国内竟被视为背离“犹太性的民族败类”。从而进一步动摇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及犹太民族性的信念。
    另外，以色列的好战，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也使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一定影响。1982年9月，在以色列入侵贝鲁特后的数天，盖洛普对犹太人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发现，36%的人表示，由于以军的暴行，他们对以色列的同情下降了；54%的人认为以色列应对其暴行负有一定责任；77%的人认为，以军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造成美国人反犹情绪的高涨[33]。可见，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影响了美国犹太人对支持以色列这一共同事业的信心。
    三
    战后初期，促使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动力是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人们基本上是根据对以色列的支持来界定犹太复国主义的[34]。因此，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不仅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衰落的显著表现，也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突出反映。
    对捐款热情的减退，是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程度高低的直接表现。70年代以后，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捐款踊跃程度和参与程度大大下降了。1973年，以色列在美国的主要募捐者平克斯·赛波在谈到1973年中东战争后募集到的捐款时说：“大部分钱来自相当少的一部分捐款者或债券购买者，因为他们往往捐赠百万美元以上；而大多数的美国犹太人要么捐得很少，要么就干脆不捐献。”[35]“美国以色列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说：“我认为，对政治关心或愿意捐款的犹太人最多有200万人，其余400万人并未捐款。在捐款的200万人中，多数人除愿出些钱外，别的事不会参加。”[36]1974年，“统一犹太人呼吁”组织从华盛顿5000多犹太学生中只募集到600美元[37]。
    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捐款的踊跃程度是和以色列的危机程度紧密相关的。战后初期，阿以战争不断，处于阿拉伯世界之中的以色列的“生存”面临威胁，这种形势唤起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危机感，因此他们才会通过慷慨捐款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以色列的存在已为既成事实，很多美国犹太人便不愿因捐款而影响自己的生活。一位犹太组织集资部门负责人的一席话就反映了这一现实。1983年他在向一个犹太社团分析捐款的前景时说，“情况将会很困难”，“不幸的是，今年没有战争”[38]。
    对以色列支持的下降还表现在美国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言论越来越多。美国犹太组织非常重视保持美国犹太人团结一致地支持以色列，这种团结被视为仅次于以色列军队的又一条重要防线。长期以来，忠心耿耿追随以色列政策的人被视为犹太同胞，反对、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则被视为“叛徒”和“排犹”[39]。因此，“言论自由”在犹太组织内一直是极受限制的，其领导人不敢发表反对以色列的言论，其成员也不敢对中东问题展开任何讨论，只能是一致公开支持以色列的内外政策。但是在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以色列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坚持扩张主义，使一些美国犹太人产生了不安和反感情绪。1973年成立的犹太团体“新犹太议程”开始不顾以色列的压力，公开提出“以色列应同阿拉伯国家实现全面和平，成立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巴勒斯坦家园”[40]。进入80年代后，美国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言论进一步多起来，其程度也更加激烈。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美国犹太人记者理查德·科恩就公开提出：“美国政府应让贝京政府知道，他不能无限制地花美国的钱，例如，我们不同意他轰炸无辜平民。”[41]就连以色列的建国元勋、美国犹太人的重要组织者纳哈姆·戈德曼在其晚年也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政策，要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谈判，以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共处[42]。1983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多数美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同意以色列的政策和主张，约一半的人赞成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两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自己的家园，并主张以色列停止扩建犹太移民点[43]。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日益增多的批评，说明他们不再盲目、无条件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