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上的悲惨与苦难形成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依靠这种凝聚力，犹太人得以维持民族生存，保持民族特性，实现民族复兴。但是，这种民族凝聚力能经受得住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吗？
    在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宽容与否，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强弱有重要影响。主体民族的歧视和迫害会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使其产生敌视情绪。犹太人流散了两千年而保持着民族认同感，就与它所处的不利环境密切相关。
    二次大战前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也震惊了美国人民，唤起了他们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深切同情，促使战后美国社会对犹太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变化，从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37年盖洛普就“如果你支持的那个党的总统候选人非常出色，可他偏巧又是犹太人，你还会投他的票吗？”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只有46%的人表示还会投这位候选人的票。而到战后再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时，表示愿意投这位候选人票的人逐年上升：1958年为62%，1961年为68%，1963年为77%，1965年为80%，1967年为82%，1969年为86%[12]。另一项盖洛普调查也说明了美国人对犹太人态度的变化。1950年，43%的美国人赞成与犹太人通婚，1968年上升到59%，1978年则上升到69%。1945年，58%的美国人认为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太大，1962年下降到17%，1964年下降到11%。认为犹太人对美国是个威胁的人，在1944年为24%，1950年为5%，1955年下降到1%[13]。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大多数人对犹太人的成见在逐渐减少。美国社会中对犹太人宽容的气氛，使犹太人因“大屠杀”而紧张不安的情绪松弛下来，一度不断增强的民族凝聚力趋于减弱。
    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成为既成事实，也使美国犹太人打消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
    在战后中东四次大规模冲突中，以色列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冲出国界，四处侵略扩张，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及大片阿拉伯国家领土。特别是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后，打破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长期全面的军事对抗，阿以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当以色列的生存问题已失去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头等重要地位时，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犹太人的号召力也失去了效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可靠、巩固的“祖国”，他们追求的“复国梦”亦已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犹太人便失去团结的动力，而日益把注意力转移到日常的生活上来。
    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功也冲淡了美国犹太人的团结意识。
    犹太人是美国最富裕的民族集团。60年代中期，57%的犹太家庭人均收入达7000美元以上，而全美国只有35%的家庭达到这个水平。70年代初，美国犹太家庭平均收入为1.263万美元，比全美家庭平均收入9887美元高出28%。70年代初，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2.54%，但却占美国国民收入的5%，占中产阶层的7%。1972年，200万个犹太家庭中，90万户为中产阶层以上，而5300万全美家庭中仅有1350万户在中产阶层以上。1972年，43%的犹太人年收入为16000美元以上，而全美只有25.5%的人其收入达到这一水平[14]。
    犹太人的文化水平也比一般美国人高。1991年，3/4的犹太人受过大学教育，是全美受过大学教育者所占比例的两倍；1/4的犹太人受过研究生教育，是全美比例的4倍[15]。犹太人的工作类型既可以反映其受教育的程度，也可以说明其社会地位。1969年，18%的犹太妇女担任小学教师，12%的犹太妇女担任中学教师；而在全美妇女中到1980年才有6%的妇女担任小学教师，1%的妇女担任中学教师。到1980年，犹太妇女已大批进入律师界工作。1980年，全美大学教授中的10%是犹太人，在名牌大学教授中有20%是犹太人。在医学院的教师中犹太人占25%，在法学院的教师中犹太人占38%，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中一半是犹太人[16]。
    从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准和工作类型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美国犹太人已登上了社会的中上层；作为个体，他们也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美国著名的犹太记者艾·斯通炫耀说：“犹太人从来没遇到过如在美国这样的好日子”[17]。犹太人一向认为，“富裕生活是对歧视的最好报复”[18]，犹太人满足于美国的生活而对支持千里之外的以色列的狂热开始消退。年轻的犹太人更认为，“我们不需要避难所，美国就是我们的家”[19]。
    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及“犹太性”态度较为冷漠，是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减弱的又一原因。
    到60年代后期，战后出生的一代美国犹太人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年代，没有涉足过其祖先颠沛流离、备受歧视的环境，所以他们也想象不出一个那样的世界：犹太人无家可归，难以找到供犹太难民停泊的港口和接受犹太人避难的城市，整个犹太民族似乎被世界遗弃了。这些年轻人仅仅是以好奇的心态去看待那些历史上发生过的排犹事件。对他们来说，以往世界上有些人对犹太人的品质、智慧产生偏见，不过是些历史趣闻罢了[20]。因此，尽管他们也相信纳粹的“大屠杀”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他们还是希望能见到诸如“大屠杀”发生时的某些原始材料，以图予以亲自证实[21]。
    老一代美国犹太人即使轻视犹太教，但还是把“犹太性”作为其人格的中心。他们操伊第绪语，与犹太人为邻、与犹太人交往。而年轻一代犹太人讲的是英语，许多人出生于种族混杂的郊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通过以前的家庭联系，信奉犹太复国主义[22]。这样一代在宽松的环境中成长，在富裕的家庭中生活，受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熏陶，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人从未把自己视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难民，也从没有把自己视为受美国“保护的”少数民族。他们认为犹太人生活在美国就像其他国家移民生活在美国一样自然。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的物质享受，希望加入到美国主体社会并与之融合，而对父母终日灌输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说教不以为然。一位大学生说：“在我一生中，父母一直在教导我人人平等，但他们从不让我和非犹太人交往，他们把犹太人生活的目标看得太狭隘了。”[23]因此，年轻人被认为是浅薄地追求富裕生活和被美国同化的急先锋。
    对这样一代年轻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与其说是犹太人千年的宗教和民族向往、救世主梦想的实现，还不如说它只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他们不会像自己父辈那样狂热地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的号召，更不会全神贯注于那个千里之外、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家。即使有的犹太大学生热衷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不过是从自身的物质利益考虑（如勤工俭学）。例如，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工作，一般的学生1年干10个月可以挣5 000美元，有的学生每小时的报酬高达20美元，还有的学生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是为了得到为期10天的赴以色列考察的机会[24]。对有的学生来说，没有比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样的职业更好了。所以，年轻一代的犹太人虽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也谈不上支持[25]。年轻人疏远犹太生活，对支持以色列缺乏热情，是美国犹太人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强烈认同感的老一代美国犹太人陆续离开人世，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犹太人“犹太意识”薄弱，预示着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减弱将会加快。
    美国犹太社团内部的不合理因素也挫伤了犹太人团结的积极性。犹太人是美国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民族团体，犹太社团内有许多一流学者。这些人知识水平、文化素质高，是美国犹太人中的精英，他们理应领导各种犹太组织。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社团的影响并不大，犹太社团都是由富裕的犹太工商业者领导和控制的。对此，曾担任“世界犹太组织”主席12年之久的纳哈姆·戈德曼说：“犹太人过分看重财产，因此，不可避免出现‘富人统治’，有钱人成为犹太生活中的领导人，而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不够。”有些犹太人曾呼吁知识分子发挥领导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反应则往往是，“我不是富翁，我能起什么作用？”[26]对知识分子的排挤使美国各种犹太组织变得肤浅且缺乏精神感召力。例如，1975年美国最大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海达塞”召开的代表大会就充分反映出其水平之浅薄。大会的高潮不是通过决议、纲领或声明，而是以以色列时装表演为其主要内容。表演用的服装是由旧金山的犹太高中学生设计和制作的，并且由职业模特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