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于1872年派遣赴美的教育使团，是中国历史上出使美国的第一个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官方使团。作为清政府首次主动开展的对美外交活动，这一事件在中美关系史上，不仅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而且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根据现代国家之间外交关系建立的惯例，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应始于1844 年，
    其标志是当时美国政府派遣顾盛（Caleb Cushing）使团来华，迫使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 这项条约签定后，美国政府当即于1845年开始在中国正式派驻外交使团，从而建立起两国之间所谓的条约外交关系。但清政府在签定条约后的近30年中，一直没有派遣驻美外交使节，因而初期的中美外交只是一种美国主动、中国被动的单向不正常关系。1872年清政府派遣中国教育使团出使美国，虽然未能从本质上改变中国在中美条约外交关系中的从属地位，但至少在形式上建立了一种对等的外交关系，使中方在外交事务上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赴美的公开使命尽管并非外交，但其成员以外交官身份在美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却具有实际的外交性质。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美国政府和人民直接了解有关中国的各方面情况，而且也为中国政府通过驻外官员来处理有关国际事务提供了便利。同时，还加强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联系，为中国政府在美派驻正式外交使节奠定了基础。然而，对于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出使美国这一历史事件，以及使团成员在美期间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和这些活动对中美外交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我国学者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研究。本文对教育使团赴美期间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的探讨，就是为了填补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这一缺憾。
    一
    清政府于1872年派遣以教育为名的官方使团赴美的这一举措，可以说是由19世纪60、7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所促成的。当时，国内的洋务运动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等人的领导下，正值方兴未艾之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清政府中的洋务派领袖开始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因而，他们极力倡导学习西方技术和引进机器生产的“富强”运动，并开办制造局、船政局以及其它近代工矿交通企业，来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为此，急需选派人员出国留学，以培养大批具有各种专业技术的人才，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19世纪60年代中期，清政府委派西方外交官开展的对外交往实践，也是促成派遣教育使团的重要因素，1867年，清政府任命美国驻华公使兼列强驻京使团团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次年， 蒲安臣偕同礼部郎中孙家谷等20余人组成“中国使团”，代表清政府出使了美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这次外交实践增强了清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使清政府意识到有必要选派一个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使团，来直接开展外交活动。另外，西方列强为了加强和清政府的联系，以便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极力敦促清政府向列强各国派遣外交使团，扩大政府之间的接触。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当时被拐骗到古巴和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华工人数日益增加，他们在这些国家普遍遭受到非人的虐待，因而急需清政府派遣外交官员进行调查，并为他们提供外交保护。
    除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外，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容闳个人所做的各种努力，也直接推动和促成了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赴美的计划。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改良主义者，容闳自幼就在美国教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里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来， 他又随其师布朗（Samuel R.Brown）赴美学习， 成为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的文科学生。1863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回国投身曾国藩门下，被任命为四品衔江苏候补同知。为了用西方科技来改变中国社会，容闳除积极致力于兴办工矿企业外，又从1867年开始，多次向曾国藩提出选派学童赴美学习的设想。他建议“挑选120名10到15 岁的学生留美学习15年，以此来改革中国的社会”（注：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Yung Wing,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纽约1909年版，第41页。）。在他的推动下，1870年10月，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朝廷，提出一项每年选派30名12到16岁的学生，赴美留学的四年计划。根据这项计划，这些学生将留美学习15年左右，“他们的课程主要集中于军事、航海、数学和机械等学科。”（注：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Yung Wing,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纽约1909年版， 第176页。）为实行这项计划， 清政府首先在上海设立了一所预备学校，由上海道台刘汉卿负责管理，为预备赴美的学生教授基础英语。与此同时，容闳则先行赴美，在麻萨诸塞州水泉镇（Spring Field）附近的私人家庭中为中国学生安排住处， 又在康乃迪克州的哈特福特（Hartfort）为使团建立总部。经过前后几年的筹划和准备，以陈兰彬为团长的中国教育使团终于在1872年到达美国，成为历史上中国政府对美派遣的第一个官方外交使团。
    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看来，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的行动符合他们进一步开放中国门户的愿望，所以对此计划从一开始就给予热情欢迎和积极支持。1871年12月，当清政府尚在酝酿派遣教育使团的计划时，西方商人在华开办的《北华捷报》就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这项计划“尽管被一再拖延并长期讨论，但终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注：《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72年11月15日。）第二年2 月，该报又再次报道这一计划，并作了这样的评论：“士大夫闭关自守的原则已经被打破，这一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努力，将会在物质上有助于开放中国，并使其在对外交往中获利。”（注：《北华捷报》1872年2月22日。）当这项计划开始实行后， 致力于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外交官对此格外关注。1873年1月15日， 美国当时的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Low ）在给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费西（Hamilton Fish）的信中，要求美国政府积极支持这项计划，并指出：“这些学童[在美国]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所得到的友善待遇，已使那些推动这项计划的人深感欣慰。”（注：《镂斐迪致费西》（1873 年1月15日）， 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3》（U.S.Dep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3），华盛顿1874年版，第140-141页。）镂斐迪还在信中附上了教育使团负责人陈兰彬和容闳致康乃迪克州教育总监诺斯拉普（B.G.Northrop）的一封公开感谢信。使团的官员们在信中声称，“[美国]公众对教育使团的诚挚欢迎使我们深感愉快”（注：《陈兰彬、容闳致诺斯拉普》（1872年10月8日）， 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2》（U.S. Dep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2）， 华盛顿1873年版，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