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教育使团出使美国期间，不仅在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外交性质的活动，而且还组织调查团，代表清政府前往拉丁美洲国家调查中国劳工在古巴和秘鲁遭受虐待的情况。从1850年开始，就有大批中国劳工被拐骗和贩卖到美洲国家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们当中，很多所谓的“合同移民”，其实都是被拐骗绑架、强迫运送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的苦力劳工。他们在那儿从事极其繁重的农业劳动，并遭受着非人的待遇。早在1870年初，美国和中国通商口岸的一些报纸，就报道过有关中国侨民在古巴和秘鲁遭受残酷迫害的消息。但是，当时清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之间没有外交往来，因而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些在西班牙殖民地的中国劳工问题。1873年，西班牙政府向中国清朝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签订一项条约和贸易合同，中国政府趁势提出由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组织一个调停委员会，来处理中国侨民在西班牙殖民地遭受的非人待遇问题。1873年8月，调停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 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古巴，实地了解中国侨民在当地的情况。清政府随即和西班牙特使弗兰西斯科·奥廷（Francisco Otin）商定，把签订贸易条约的谈判推迟到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之后。1873年9月22日， 总理衙门决定让当时在美国的中国教育使团来进行这项调查，并邀请中国海关的两名外籍税司马福臣（A.Macpherson）和吴秉文（A.Huber ）参加调查委员会工作，由陈兰彬具体负责。
    教育使团代表中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华工问题所作的调查工作，进一步体现了它的外交实践价值。在清政府总理衙门与西班牙政府交涉有关华工在西班牙殖民地遭受恶劣待遇问题期间，教育使团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争取主动，李鸿章曾写信给陈兰彬，向他询问中国劳工在拉丁美洲的详细情况以及他对处理此问题的建议。陈兰彬在1873年8月20日的回信中，提出了几种清政府可以采取的行动， 并谈到使用武力的可能后果。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彻底清除那些人贩集团，并说服英、美政府来干预这种交易，下策才是通过战争进行制止。因为秘鲁尽管是个小国，而且西班牙在古巴也穷于应付内乱，但我还是担心，他们虽然无力使其国内安宁，但还是能给我国带来麻烦。”（注：《陈兰彬致总理衙门》（1873年8月20日）， 引自《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80页。）为了为谈判提供必要的证据，李鸿章于1873年10 月1日任命陈兰彬为特使，和容闳分别率领调查委员会前往古巴和秘鲁。接受这一任命之后，陈兰彬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向他通报了即将展开的调查工作，以取得美国政府的谅解，并立刻着手组织调查委员会。
    1874年3月17日，陈兰彬率领的调查委员会到达古巴。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调查委员会收集了大批关于中国劳工在古巴遭受迫害的材料。其中包括中国劳工提供的176份证明书、85份请愿书和1665个签名。 经陈兰彬等人实地调查，发现这些华工“系由中国被拐骗来者居十之八，船上数月打伤、自尽、死亡已不止十分之一……至买入糖寮者，人数较众，尤为凌虐不堪，其工夫过重，其饮食过薄，其做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甚，递年各处打死、伤死、缢死、刎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累累不绝。现时折本、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已复不少，凌虐实迹人所共见。”（注：陈委员（兰彬）、马税司（福臣）、吴税司（秉文）致总理衙门呈送《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申呈，同治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引自《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580页。）1874年夏， 陈兰彬带领的调查委员会完成在古巴的调查，并把调查收集的材料汇编成长达14卷的调查报告后，于1874年冬天回到美国。此时，容闳已完成和美国格林公司的武器交易，从北京赶回美国。于是，容闳又带领调查团前往秘鲁进行同样的调查，并很快完成了华工在秘鲁遭受非人待遇的调查报告，其中还附有华工被鞭打的照片。
    1875年初，陈兰彬带着关于华工在古巴和秘鲁遭受非人待遇的报告回到北京，参加清政府和西班牙的谈判。调查团收集的大量材料，使西班牙政府和秘鲁政府在道义上遭到了各国舆论的谴责。关于这一点，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eorge F.Seward ）在给美国国务卿埃瓦特（William Evarts ）的信中指出：“关于中国人在古巴遭受苦难的大量信息已报告给政府，并在帝国各处传布，其结果必将严重损害西方人的好名声。”（注：《西华致埃瓦特》（1878年1月10日）， 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8》（U.S. Dept.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of the United States":1878），华盛顿1879年版，第97页。）结果，西班牙和秘鲁政府在舆论上的不利处境，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在谈判中的地位。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两国政府在达成的协议中，都明确规定要制止对华工实行的合同苦力劳役，并给予被迫害致伤的华工合理赔偿。同时还规定，中国政府可以在古巴和秘鲁设立领事馆。在和秘鲁达成的协议中，秘鲁还同意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些可以说是中国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交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教育使团为此所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教育使团的使命，以陈兰彬1875年离美回国参加与西班牙的条约谈判而告一段落。但使团从1872年以来在美所展开的活动本身，已经证明它具有清政府外交代表的性质。教育使团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使美国的官方使团，其外交实践表明，清政府在外交现实的压力下，已经开始重视被美国政府通过条约强加的外交关系，并主动采取行动来改变自身在中美外交关系中的被动局面。同时，教育使团在了解经济和军事情报、采购军火、掌握中国侨民在美国的情况，以及调查华工在拉丁美洲所受迫害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显示了教育使团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海外侨民所起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在教育使团建立的外交关系基础上，清政府于1875年正式决定在美国设立常驻使节，并任命陈兰彬为首任驻美公使。中美外交关系的这一重要进展，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中国在中美建立条约外交关系之初，哈佛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西方主动和中方被动”的不合理现象。由派遣教育使团进而发展到对美派驻常任使节，可以说是教育使团外交实践的具体成果。这一发展虽然没有真正改变当时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与列强的不平等地位，但至少为中美之间在19世纪末建立一种表面上平等正式的外交关系打开了局面，并为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教育使团在拉丁美洲进行的调查活动，也为清政府通过外交人员处理国际事务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