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教育使团抵美后，除安排和照顾中国学童的学习和生活外，主要是以清政府外交官员的身分，展开与美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活动。他们首先通过文化交流来加强和美国公众的联系，以此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使团初到哈特福特之际，就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这种友好态度，为他们与当地人民开展文化交往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各种交往活动中，使团人员根据各自的特点，积极开展与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接触。陈兰彬作为使团的特使，主要负责和当地地方官绅的礼仪往来。容闳以他对美国社会的熟悉和了解，积极活跃于社会各阶层之中， 和他们建立广泛的联系。 使团的另一位成员郑衡生（TsengHeng-Cheng），也曾留美学习， 并毕业于纽约州克林顿市的汉密尔顿学院，则主要致力于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文化。除此之外，每逢节假日，尤其是中国的春节和其它重要节日，使团还要举办中国式的宴会，来招待当地的各界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使团举办的中国式宴会在当地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874年2月18日， 《哈特福德日报》（Hartford Courant ）曾作过这样的报道：“市长以及城里的许多绅士和女士们，都参加了这次中国使团的宴会，他们受到了使团成员非常礼貌而有耐心的接待。”（注：《哈特福特日报》（Hartford Courant），1874年2月18日。）
    为了扩大对外交往的活动范围，容闳和陈兰彬很快就把他们的活动范围，从哈特福特的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扩大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要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中间。在这方面，容闳所做的工作尤其重要。他利用他所具有的美国公民身分和留美学习的经历，赢得了美国社会对他的接受和好感，并且很快就和华盛顿许多重要的美国政界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为此，他经常前往华盛顿参加各种外交活动，出席外交界的各种招待会，并经常和美国政府官员讨论中美两国政府关心的各种有关问题。他还利用在美国参议院为中国妇女教育状况作证的机会，说服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为中国妇女设立了一项教育基金。
    教育使团驻美期间开展的外交活动，除了和美国社会各界的交往外，还非常重视收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情报，并及时报告清政府。还积极与美国军火商联系，为中国政府购买军事装备。在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陈兰彬就向总理衙门秘密报告了日本购买8000到10000 支美国罗明顿公司生产的滑膛步枪，并已从纽约港把这批枪支用两艘军舰运往日本的情况。作为使团的主要对外联络人，陈兰彬不仅重视收集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和军事情报，而且对工商业方面的信息也很感兴趣。在考察了美国的蒸汽运输发展情况后，陈兰彬对中国发展蒸汽运输事业提出过自己的建议。他指出：“中国的商业汽船航行公司和江南制造局才刚刚起步，派人到海外学习新技术的事也仅为传闻，现时尚无有关计划实施。”所以，关于中国应当自己开办轮船公司的计划，“要在一两年之后才有可能”（注：《陈兰彬致刘汉卿》（1873年8月20日）， 引自《中美关系史料》第三辑。台北1968年版，第1060页。）。
    替清政府采购军火的工作，主要由容闳负责。为了了解有关军火的行情，容闳与美国的军火商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这件事，陈兰彬的信中有这样的报告：“此地制造的‘格林机枪’，精巧坚固，质量胜于法国所造。我们极力促使制造商把这种枪支出售给中国政府，但他们仍犹豫未有所决。目前容闳正设法与他们签定合同，并邀请他们今秋携带枪支样品前往中国洽谈。但尚不知我们能否达此目的，因而此项计划仍需保密。”（注：《陈兰彬致刘汉卿》（1873年8月20日）， 引自《中美关系史料》第三辑。台北1968年版，第1060页。）1873年8月初，容闳终于和格林公司的代表达成该公司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协议。8月12 日，格林公司的一位代表携带着一批枪支样品随同容闳来到中国。不久，中国政府就向格林公司购买了价值10万美元的枪支。这批武器于1874年下半年运抵中国，它们在左宗棠1876年抗击沙俄入侵中国新疆的战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教育使团另一方面的工作，是作为清政府的代表，负责对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在美的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教育使团赴美之初，陈兰彬就向清政府报告了中国侨民在美国的状况和潜在的问题。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旧金山地区约有十万中国人。许多广东商人的资产已达数十百万。但这些居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行为难以管束，他们出入总是携带刀枪。这儿有戏院和七十多家中国餐馆，还有成百家妓院和鸦片馆。因此可以想见此处风气之恶劣。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无人能对这些中国人加以拘束。”（注：《陈兰彬致刘汉卿》（1873年8月20日）， 引自《中美关系史料》第三辑。台北1968年版，第1060页。）与此同时，陈兰彬也很注意中国赴美留学生的思想倾向和变化，并对中国学生过分西化的倾向深感担忧。他极力反对中国留学生穿西服，剪西式头发，接触西方宗教和学习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还把中国学生的西化倾向作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汇报给朝廷。
    教育使团对中国侨民的监督，曾因王长富（译音）事件引起中美外交官员之间的一些争议，其起因是美国报纸关于一个流亡美国的中国人的报道。1873年10 月， 《哈特福特日报》转载了《旧金山记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一篇报道，提到一个曾留学美国， 自称革命家的王长富。此人“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互助社，意在唤醒民众。互助社表面上传播美国社会习俗，其根本目的则是要推翻清政府。后来王长富计划泄露，遭清政府追捕，于是逃亡美国”（注：《哈特福特日报》（Hartford Courant），1873年12月7日。）。在6月的一篇报道中，该报又以“一个中国诈骗犯”为题，声言王在美国的行骗活动，说“他在全国到处旅行，欺骗旅馆的接待员和其他一些人，自称是中国政府一个特别使团的官员”（注：《哈特福特日报》（Hartford Courant），1874年6月15日。）。同年9月，有关王长富的报道以及他的照片再次出现在《哈特福特日报》上，报道中特别指出，“此间的中国官员已经宣布[他]是一个骗子”（注：《哈特福特日报》（Hartford Courant），1874年9月8日。）。美国报纸的这些报道引起了教育使团的关注，并及时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作了报告，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1874年9 月28日，恭亲王亲自写信给美国驻华临时代办威尔斯·威廉（Wells Williams），要求引渡王长富。恭亲王在信中表示， 他对王长富自称中国特使在国外招摇撞骗的行为深感忧虑，因而要求“[美国政府]立刻逮捕王长富，并把他送回中国受审，以免他流窜到其它地方继续行骗”（注：《恭亲王致威廉》（1874年9月28日），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4 》（U.S. Dept.of State,"ForeignRelations ofthe United States":1874），华盛顿1875年版，第203页。）。但恭亲王的要求遭到美国驻华代办威廉的婉言拒绝。他在给恭亲王的回信中强调，“像这样一个轻浮疯狂之辈，不可能在美国制造任何麻烦。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把他逮捕并加以惩罚。”（注：《威廉致恭亲王》（1874年9月30日），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4》（U.S.Dept. of State,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4），华盛顿1875年版，第203-204页。）这个事件引起的风波虽然不了了之，但教育使团为清政府在海外收集信息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对于这一点，威廉在给美国国务卿费西的报告中，特别提请他注意“哈特福特的中国教育使团为恭亲王在美国收集信息所做的工作”（注：《威廉致费西》（1874年10月2日），引自《美国外交关系：1874》（U.S.Dept. of State,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74），华盛顿1875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