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题
    首先要说明本文所说的“商”，是指经营商品流通业务的民间商业和商人，包括手工业和手工业者，所以有时也称“商工”或“工商”，视所述主题范围和重点不同而异。在古代，除农家副业外，手工业大多是由商人经营的。商人对于买进的有些商品，雇人做点简单加工，然后再把它卖出去。城市中店铺的“前店后场”，是这种经营形式的最好说明。这是封建社会工商业经营的主要形式。
    其次，本文所说的重商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抑末”（抑工商）思想和政策在转变中出现的一种经济思想，但它与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是有区别的。抑末思想和政策，始于秦，盛于西汉，到唐代开始转变，出现了重商思想。这一新思想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工商业的态度和认识，关系到工商业在封建社会经济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本文着重于论证唐代重商思想为何逐步兴起，这些思想有些什么特征，以及它对当时社会经济起了什么作用。
    二、唐代重商思想兴起的由来
    抑末思想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禁止或重税从事商贩的活动，二是惩处从事商贩活动的人。商贩活动与从事这种活动的人，是一个整体，有此即有彼，是不能分开的。但在政策措施中，有时二者一并处置，如秦商鞅变法令，禁止“末利”，同时处罚其经营者；有时分别处理，如汉高祖允许经营工商业，但加倍课征商人“算赋”（人头税），并禁止商人衣丝乘车。汉惠帝、吕后时，还禁止商人子孙仕官为吏。但是西汉的这些抑商政策，并不能阻止工商业的发展，有的工商业者竟然富比封君。这种情况引起景帝时大臣晁错的惊恐，他上疏大声疾呼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1〕！要求加强实行重本抑末政策。 到武帝时，大臣桑弘羊实行由官府垄断盐、铁等工商业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和打击富商大贾及所经营的工商业。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可是它带给人民生活很大的不便，也导致社会陷入严重危机，当时就受到大儒董仲舒、大臣卜式、稍后受到民间“贤良文学”的反对，说这种政策“与民争利”、经营不善、产品苦恶等等，主张“盐铁皆归于民”〔2〕。武帝以后，这一政策或行或罢，未再全面推行。 唐代总结西汉抑末思想和政策得失的经验教训，似乎认识到，抑末政策有两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一是政治的，另一是经济的。前者在于维护封建现政权结构，禁止商人从政，后者在于使工商业有利于朝廷财政收入和便利人民日常生活。唐代在立国之初，就颁布律令，规定工商业者为卑下的等级，不得参加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3〕。 这是唐代统治者为维护封建政权，在政治上打击商人所采取的措施。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这一律令，有唐一代始终奉行不渝。甚至到北宋时期，还一直在遵行。但是唐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它与社会经济和封建财政的密切关系，已使统治者觉察到，封建专制经济体制可以利用工商业。他们似乎对晁错提出的问题作了分析，认为“法律贱商人”与“商人已富贵”二者可以并存，即一方面禁止工商入仕，另方面可以准许工商业者经营本业，为封建社会经济服务。关于这个问题，晚唐时朝臣曹确引述唐太宗的一段话，可以做为说明。曹确上疏谏懿宗庞幸伶官说：
    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4〕唐太宗这段话，一般被用来说明唐代有禁止商人入仕的律令。但这段话岂不也意味着：这一律令只说不许商人做官，并没有说不许商人经营本业？何况这段话还说，对于经营有“术”的工商业者，朝廷可以“厚给财物”。这就明白地向人们宣告：商人没有资格做官，但仍然可以经营本业。用唐太宗这段话与上述晁错的抑末论对比，二者在“法律贱商人”上是相同的，但二者对工商业者经营本业的态度和见解上是何等不同啊！唐太宗没有表示对工商业者经营本业要采取桑弘羊所实行的政策，事实上，他是肯定工商业者经营本业对封建经济依然有必要。这是抑末论在唐代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也是以后许多论者不断提出要重视工商业的主要论据。
    在唐代，抑末思想的转变，亦即我们所说的重商思想的兴起，不是一帆风顺的。旧的抑末政策和思想仍然存在。在唐王朝各个时期中，很多重要财经问题如税权、币制、市场规范、盐业与茶业产销体制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都曾出现争议，表现了旧的抑末思想与新的重商思想的对立。政治家、理财家、思想家如崔融、刘秩、刘晏、韩愈、白居易、令狐楚等都在这些争议中充当主角，对各个问题的利弊得失进行考察和论述，一个接一个地针对争议的问题提出必须重视工商业作用的意见和主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意见和政策主张都在争辩中取得胜利，获得朝廷采纳，有的付诸实施，取得巨大效益。这就表明，这些意见和政策主张，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时代要求的呼唤，它们的连续出现，已逐渐形成一种思潮。因此，把上述理财家、思想家在财政问题争议中所提出的意见和政策主张逐一剖析，最能说明重商思想在唐代兴起这一重要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