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韩愈上疏反对“官自鬻盐”
    刘晏盐法虽然胜于桑弘羊盐法，但是封建强制性的官盐商销体制，已隐伏着“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和官贾勾结，“豪贾乘时射利”的弊根。只是由于刘晏在主政时，他所录用的官吏，“皆新进锐敏，趣督倚办，故能成功”（《新唐书·刘晏传》）。在刘晏殁后二十年中，这些人相继分掌盐政，因而他的盐法基本上得以继续。史载大历、建中初年，河东（今山西）两池盐政是“商通而暵至，吏惧而循法”〔9 〕。自此而后，刘晏盐法逐渐败坏，上述弊端，日益发展，由是而导致了旧盐法“官自鬻盐”论的复燃。
    唐书载，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新任户部侍郎张平叔〔10 〕为了迎合上意，希图大任，“疏利害十八条”，历数刘晏盐法之弊，建议“官自鬻盐，可以富国强兵，劝农积货”。这个奏议，受到当时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的反对，他们逐条予以驳诘。《旧唐书·韦处厚传》说：韦处厚“以平叔条奏不周，经虑未尽，以为利者返害，为简者至烦，乃取其条目尤不可者，发十难以诘之。”但未载全文。张平叔的疏，两唐书亦未录，但韩愈的反对意见，俱载于《论变盐法事宜状》一文，此文收入《韩昌黎全集》。由于此文采取逐条驳诘的形式，从此文尚可见到张平叔原议。又韩愈与韦处厚相友善，估计韩愈此文可能包括韦处厚的“十难”要点。所以韩愈此文是当时盐政争议所留下的一篇重要文献。从此文不但可以看到当时盐政争议的双方对立论点，还可以看到以韩愈为代表的当时士大夫对待工商业的思想。
    韩愈（768-824年）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古文（先秦及两汉散文体）运动的倡导者。他做过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官，也几次被贬为阳山（今广东北部）令、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等地方官。他著《原道》、《原性》等文，自比孟轲，以兴起儒家名教为己任，力排佛老。史称他“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他被贬到潮州、袁州，就是因为他谏迎佛骨，触怒了肃宗之故。他没有做过理财官，但因为他做过几任地方官，对社会民情比较了解。在他传世的四十卷诗文中，有好几篇论及农工商业及财经的文章，如《原道》、《污者王承福传》、《钱重物轻状》等。《论变盐法事宜状》是他具体论商业职能和作用的文章。此文作于他逝世前两年，在他被贬潮州、袁州归来之后，可以说是他的学术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
    在《论变盐法事宜状》中，韩愈反对实行“官自鬻盐”的食盐官销体制，主张仍旧实行商销体制。显然，他主张继续实行刘晏的盐法。韩愈在此文中，对张平叔所上变法各条，“分析利害”，列举十六条反对意见，认为“不可施行”。这十六条意见，可总括为三大条，即（一）商销、商运便民，保收盐利；（二）官销、官运耗费增多、失大于得；（三）不应对盐商“既夺其业，又禁求觅职事”。韩愈在列举的十六条中，首先两条就言商销、商运优于官营，原文如下：
    一件：平叔请令州府差人自粜官盐，收实估匹段，省司准旧例支用，自然获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计，所在百姓，贫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见钱籴盐者，十无二三，多用杂物及米谷博易。盐商利归于已，无物不取，或从赊贷升斗，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州县人吏坐铺自粜，利不关已，罪则加身，不得见钱及头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粜。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求利未得，敛怨已多，自然坐失盐利常数，所云获利一倍，臣所未见。
    一件：平叔又请乡村去州县远处，令所由将盐就村粜易，不得令百姓阙盐者。臣以为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多将则粜货不尽，少将则得钱无多，计其往来，自充粮食不足。比来商人，或自负担斗石，往与百姓博易，所冀平价之上，利得三钱两钱，不比所由，为官所使，到村之后，必索百姓供应。所利至少，所弊则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上述韩愈所论食盐商销商运胜于官营，具体而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特别应该指出，他说食盐商销商运可以到达穷乡僻壤之处，此即意味着商销具有扩大市场的作用，这在经济发展和增加税收上都是很重要的。刘晏盐法说，“粜商人，纵其所之”，亦有此意，但韩愈充分阐明了此义。此外，韩愈主张商销的立场，主要是从便利平民生活出发的，与刘晏主要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是有所不同的。
    韩愈论述官营运销之弊，亦甚精采，其文如下：
    一件（按原文是第五条）：平叔欲令府县粜盐，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钱百千，司录及两县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余观察及诸州刺史、县令、录事、参军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计此，用钱已多，其余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粮课，仍不在此数。通计所给，每岁不下十万贯。未见其利，所费已广。平叔又云，停盐司诸色所由粮课，约每岁合减得十万贯钱。今臣计其新法，亦用十万；不啻减得十万，却用十万，所亡所得，一无赢余也。
    这里韩愈所述的食盐官销之弊，就是刘晏盐法中所述的“盐吏多则州县扰”之弊，但韩愈却进一层从税收耗费与税收收入多少上来考察税收效率，这也表现他“分析利害”深入、考察经济问题的过人之处。
    商业是由商人来经营的，主张食盐商销，当然要维护商人的利益，这是自明之理。由于传统抑商思想的影响及唐代禁工商入仕之制，一般重视商业经济的论述，多避免正面联系商人。但韩愈则不然。他对于张平叔主张食盐官销，夺商人之业，并限制商人觅职等，表示反对，直率地维护商人利益。他在此文的最后两条，作了论述，原文如下：
    一件：平叔请限制商人盐纳官后，不得辄于诸军诸使觅职事，把钱捉店，看守庄洊，以求影庇。请令所在官吏，严加防察，如有违犯，应有资财，并令纳官，仍牒送府县充所由者。臣以为盐商纳榷，为官粜盐，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性，实则较优。今既夺其业，又禁不得求觅职事，及为人把钱捉店，看守庄洊，不知其（“其”一应作“何”）罪，一朝穷蹙之也，若必行此，则富商大贾，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宝，逃入反侧之地，以资寇盗，此又不可不虑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后，两市军人，富商大贾，或行财贿，邀截喧诉。请令所由，切加收捉，如获头首，所在决斩。……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惊动远近。不知粜盐所获几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实甚。韩愈在这两条中，事实上是说，卑微的工商业者，即使禁其粜盐，也不应夺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机会，“不知何罪，一朝穷蹙”，这是韩愈为工商业者所发出的不平之鸣。《原道》篇是韩愈表述他的基本政治经济思想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把工做器皿，商通货财，与农出粟米麻丝，同看作人类社会互相生养之道，工商业与农业各有其重要性，而不能加以歧视和打击。韩愈在《污者王承福传》中，也同样表述他这一观点。所以韩愈的重商思想，不单单表现在反对官销食盐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