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秩（？-756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是唐初史学家刘知几之子。他写上述奏议时，任左监门卫参军事。以后，他做过给事中、尚书左丞、国子祭酒等官。他曾采集经史百家之言，著《政典》35卷（已佚），后杜佑据此书扩大成《通典》一书。在上述奏议中，他首述国家统一铸币的重要，次述私铸的“五不可”，最后述国家统一铸币之利。奏议一开始就说：
    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是。陛下思变古以济今，欲反经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询之刍荛，臣虽蠢愚，敢不荐其闻见。（接着引《管子·国蓄》等篇文，“用此术也，是为人主之权”等语）刘秩在这里着重指出，君主必须掌握铸币大权，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衰的大政，并引《管子·轻重》诸篇之说作为论据。他提出货币政策的作用，是“平轻重而权本末”。这是他的货币理论的核心也是这篇奏议的核心，很重要，需要略加辨析。“平轻重”在于稳定币值和物价，使之不上下剧烈波动。这是有关经济发展和治国安民的大计，唐代以前货币思想家如单旗、管子、贾谊、桑弘羊等，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尽管他们用词微有不同，如有说“权轻重”，有说“通轻重之数”者，有说“御轻重”，但含义是相同的。刘秩所说“平轻重”之意亦同。至于“权本末”一词，则可以作不同的理解。“本”指农桑，“末”指工商。在刘秩以前，著名货币论者如管子、贾谊、桑弘羊，都是“抑末”论者。《管子·轻重》诸篇都提出国家用货币政策打击富商大贾的主张。〔7 〕桑弘羊虽主张“开本末之途”，但他实行的“盐铁”、“平准”、“均输”政策，都以商贾为打击对象。贾谊在他的《新书·瑰玮》篇中也说“以末予民，大贫”。所以按上述各家的论述，“权本末”只能按“重本抑末”的意义来解释。可是刘秩虽然在货币铸造权上与《管子》等主张相同，但他不是“抑末”论者。他在全篇奏议中，都没有引《管子》等的抑末论，而用“权本末”这个新的提法。按照他的奏议全文来看，“权本末”可以理解为：平衡农民与工商业间的关系。
    在奏议的中节，他详述许民私铸的“五不可”，其中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几个“不可”，主要是从政治和社会方面论述私铸之害，如说：将使人君丧失号令百姓之权，将诱人犯罪，将使田亩荒芜，将予豪强特殊利权等。在第二个“不可”中他提到“本末”问题。他说：
    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可以看出，这里刘秩大概引用《史记·货殖列传》所述《计然》的治国之道，即为了避免谷贱“病农”谷贵“病末”，主张实行“平粜”政策，使粮价“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刘秩认为，在交换经济发达的时代，“伤农”和“伤贾”的情形，是由纵民私铸，恶钱泛滥造成的。如果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币，那末“善为国者”就可以制定货币政策，使币值和物价保持稳定，就可以避免“伤农”和“伤贾”之害，也就可以收到“本末俱利”之效。按此办理，岂不是实现“平轻重而权本末”的最好的货币政策吗？
    在奏议的下节，刘秩对“权本末”中的“末利”有更率直的表述：
    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铸钱用不瞻者，在乎铜贵，铜贵则（“则”当作“因”）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唯陛下熟察之。这里刘秩从回答如何解决钱重和工费问题开始，落脚到官铸兼有“四美”之利，而四美中，“末利”即居其一。刘秩主张采用《管子》、贾谊提出过的“国铜”政策，即禁止民间用铜，铜收归国有。铜是铸币的主要原料，“国铜”之后，民间不得用铜，“恶钱”无法鼓铸。铜价自必降低，官铸费用亦必减少。如此，铜多，价低，铸费省，公钱多，不但钱重伤农之害可去，并且由于“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公铸不是“轻钱”，商贾也不会受到“钱轻”之害。这就是刘秩主张实行国铜和官铸之后“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的一举而四美兼的道理。“四美兼”可以说是这篇奏议的画龙点睛之笔，它消除了“物贱伤农，钱轻伤贾”的弊害，也给“平轻重而权本末”的主旨作了充分说明。
    刘秩这篇奏议是我国货币思想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在反对许民私铸、主张统一铸币的问题上，它是以稳定物价和繁荣农工商业，亦即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如同过去货币思想家主要着眼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抑商”。统一的帝国，为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统一的货币，则为便利商品交换和流通所不可或缺。这个道理，到了工商业有了重要发展的唐代，由刘秩提出来，是很自然的。从重商思想来说，他继崔融从关市课税问题上维护工商业的利益，又首次打出了“末利复”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