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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重商思想的兴起(7)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经济史研究》 巫宝三 参加讨论

八、令狐楚奏罢新置榷茶法
    茶是人人日常饮用品,需要由产地通过流通过程,才能到达消费者,它同盐一样,都成为封建统治者为增加税收的征课对象。饮茶之风,在唐代才逐渐盛行,因而茶税亦始自唐代。《旧唐书·食货志下》载:“(德宗)贞元九年(793)正月,初税茶。”那时的税率, 是每十税一。到穆宗即位(801),税率增为每百钱五十。 由是茶税渐成为病民之政,但茶税最成为“天下大怨”之政,是文宗即位(827 )后由宠臣郑注、王涯准备实行的榷茶法。《新唐书·郑注传》载:
    帝(文帝)问富人术,(郑注)以榷茶对。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给其直,工自撷暴,则利悉之官。帝始诏王涯为榷茶使。《新唐书·食货志四》载:
    其后王涯判二使(度支使、盐铁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这是文宗大和八、九年间(834-835年)之事。郑注、王涯在大和九年十一月宫廷政变中被诛,随之,左仆射令狐楚(765-837)被任命为盐铁转运使,他上疏奏罢此法,此法遂未实行。令狐楚的奏议,所述新置榷茶法及奏罢事较详,《旧唐书·食货志下》及《令狐楚传》皆有记载,兹录其要:
    九年十二月左仆射令狐楚奏新置榷茶使额:“……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有同儿戏,不近人情。……伏望圣慈早赐处分,一依旧法,不用新条。唯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卖,必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上以彰陛下爱人之德,下以竭微臣忧国之心,远近传闻,必当感悦。”从之。从上述记载可知,郑注、王涯所要推行的榷茶法,就是汉代官营盐铁法的模式。所有茶的种植、制作、运销,全归官府垄断经营。唐代理财家已经总结了桑弘羊官营盐铁的经验教训,对食盐垄断体制有所改进,岂能在茶政上完全照搬已经废弃之制?何况茶农分布在广大地区,与产盐亭户比较集中不同,如何能“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难怪此法一出,“天下大怨”。令狐楚没有做过理财官,《新唐书·本传》赞,说他是“惇儒”,《旧唐书·本传》说他在河东节度使任内,“绥抚有分,因民所利而利之,军民皆悦”。大概他较谙民情,深知郑注、王涯新法伤害茶商茶农利益至大,所以他首先上疏奏罢此法,改行前此的通商法。从这里可以察知,令狐楚以一“惇儒”而能建议实行“既不害茶商,又不扰茶户”的原先的税茶之政,也可以看到唐代如何重视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了。
    在封建国家财政中,茶政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因此用通商法征收茶税以取得财政收入,还是用官府垄断产销法以取得财政收入,在晚唐以至宋代的施政中,不断发生争论和反复。令狐楚这一疏奏,可以说是在封建茶政上重商思想的初次表露。
    九、余论
    最后,我想说一说唐代重商思想和政策的历史意义。
    唐代重商思想和政策,集中体现在刘晏提出和实行的“官盐商销”体制上。这种体制,对过去的封建强制经济体制来说,是一种创新。它是在官府垄断一些人民生活用品如盐、茶等的情形下,成功地改变了桑弘羊“与民争利”的政策,把官与民的交换关系,部分地改为民与民的交换关系,把程式化、僵化性的商品流通渠道,变为简便的、灵活的流通渠道,不但为民间工商业开放了过去被禁止的活动领域,便利人民生活,更重要的,是大大节约了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耗费,提高了官府税收的效率,保证了官府的大宗财政收入。这种改变虽然是局部性的,却为缺乏生机的封建强制经济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大大增强中央集权制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这是唐代理财家和思想家在商品流通领域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从以后宋代思想家仍然不断地呼吁“今日之宜,莫如一切通商”〔19〕,更可以显出唐代理财家和思想家在重视工商业问题上的先驱性。另外,我们经常说,商人资本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形成的契机,应即肇始于唐代。但以上所述,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上述理财家和思想家的政策思想,本是主要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流通过程方面改变官府与民商争利的政策,使民商得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但他们恐怕没有想到,在封建强制经济体制下这种流通结构的改变,却使民商成为封建经济体制的一个附属部分,事事处处得听命于官府,民商由此而丧失了自己发挥积累资本作用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用刘晏的“官盐商销”体制为例来说,在实现巨大盐利收入上,商销确比过去官销损耗少、效率高。但商销的是官盐,是为官府所垄断的盐。官府以极低的价格从亭户收购,而以高价售与商人,巨大盐利即来自高低垄断盐价之差,但其实现则有赖于商销。在这种体制的运行下,必然会出现大量“私盐”和“私贩”,而官盐运销则成为专利营业。官府为保护官盐销售而设置众多的缉私队,获得运销专利的商人,当然也不是普通商人,而是与权贵勾结、仰仗官府势力的大商人,即白居易所说的“幸商”。这类商人所积累起来的资本,就不会用来如何去发展工商业,而是千方百计去攀附权贵,以求庇护其资产。唐史记载,富贵大贾由于自己属于卑下等级,身家得不到保障,他们常用贿赂方法,走有权势宦官的门路,在军职中谋求官位。这就生动地表明唐代工商业者,在强大的封建政治和经济体制双重压制下,一开始就不具有独立和自主发展的条件。因此,唐代理财家和思想家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取得的反对传统的抑末思想和政策的胜利,随即又被封建经济体制所束缚了。与欧洲相比,欧洲封建社会从它的中期起,南北濒海城市商人就以巨额税金向封建主换取自治权,逐步取得独立和自主发展的权利。我国工商业在封建社会所经历的发展道路,与欧洲是不同的。
    注释:
    〔1〕《论贵粟疏》载《汉书·食货志上》。
    〔2〕董仲舒言论见《汉书·董仲舒传》, 卜式言论见《史记·平准书》,“贤良文学”言论见《盐铁论》。
    〔3〕武德七年定制:“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见《旧唐书·食货志上》,《资治通》唐纪六。
    〔4〕《旧唐书·曹确传》。
    〔5〕杜佑述唐代陆路交通和商业情况:“由长安东至宋汴, 西至岐州,夹路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货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恃寸刃。”(《通典·食货》)。
    〔6〕研究中国货币思想史的专著, 如萧清著《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著《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对此都有论述。
    〔7〕尹知章(唐高宗至玄宗年间人)作《管子注》, 在《山至数》篇注文中,有“详轻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门,则与夺贫富,悉由号令然,可易为理也”之语。《旧唐书·尹知章传》说,他所注《老子》、《管子》等书,“颇行于世”。刘秩在奏议中数次引《管子》语,不会未见此书。
    〔8〕唐代税务所言“盐铁”以及官名“盐铁使”,是习惯用语,实际上都仅指食盐。铁及其他金属矿冶,唐代多归地方政府掌管。
    〔9〕大历、建中初知租庸盐铁官(掌两池盐务)《崔倕神道碑》文,转见吴丽娱文,《唐研究》第一卷,413页。
    〔10〕《白居易集》卷48《中书制诰一》。
    〔11〕《白居易集》卷47《礼部试策五道第一道》。
    〔12〕从《第一道》全文看,引文中的“四民”是指“农商工贾”。
    〔13〕《白居易集》卷23。
    〔14〕《白居易集》卷23。
    〔15〕同上书卷4。
    〔16〕《韩昌黎集外集·顺宗实录二》。
    〔17〕同上书卷4。
    〔18〕《白居易集》卷58。
    〔19〕李觐语,见《李觐集》卷16;吕陶亦有相同论述,见《净德集》卷1。类此论者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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