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崔融上疏反对“税关市”
    《旧唐书·崔融传》载，武则天当政的长安三年（703年）：
    时有司表税关市，融深以为不可。上疏谏曰：“伏见有司税关市事条，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者。……臣谨商度今古，料量家国，窃将为不可税。谨件事迹如左。……”（疏文）疏奏，则天纳之，乃寝其事。（《新唐书·崔融传》亦有记载，但较简略。）两唐书未记载“税关市”的奏文和奏议者姓名。就《崔融传》记载来看，提出“税关市”的目的，在于“益帑藏，助军国”，办法是在关口和市场等地向所有来往行人征税（“关市来往行人尽征之”）。由于“关市行人”主要是工商业者，所以这一征税措施，实际上是对工商业者开征新税。那时位居凤阁舍人（撰拟诏旨）兼修国史的朝臣崔融（652-706年）上疏反对此议，列举“不可税”六条理由，《旧唐书·崔融传》有全文记载。崔融是齐州（今山东济南）人，历任太子侍读、著作佐郎等文官，有文名，对于社会经济情况，亦颇了解。他在反对“税关市”疏文中，有一段叙述唐初商业航运情况，常为史家所引用。兹抄录如下：
    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k22i202.jpg，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如果把这段叙述与唐代陆路交通和贸易情况合看〔5〕， 更可以展现唐代水陆交通和商业繁盛的壮丽景象。崔融反对“税关市”，就是在于使这种商品交易与流通盛况得以保持和发展。
    崔融所述“不可税”的六条理由，主要是为工商业照常营业和免受阻抑苛扰，提出论据，其中有两条是基本的。一是他引证前贤著名论述，表明工商业的重要作用，为工商业树立正当形象。他引《汉书·食货志》载文：
    “仕农工商，四人（民）有业。学以居位曰仕，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人（民）陈力受职”。他接着说，“然则四人（民）各业久矣，今复安得动而摇之”？所说“动而摇之”，即谓如在关市征税，势必困扰工商业者，动摇他们的乐业心志，殊非圣王本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崔融对此点还有论述，详下）。他还就“动而摇之”之说提出论据。他引唐初经学家颜师古对《汉书·曹参传》记曹参治国之道作的注解说，“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颜师古是唐太宗任命的考定《五经》经文的大师，他的《汉书》经文是权威性的，他说“不欲扰其末”就是他认为曹参为政是不主张干扰工商业的。崔融引颜师古这条注文，是用唐代大师的言论，又一次论证工商业的业务活动，与仕农一样，都是圣王所授，是行之已久的，是不应动而摇之的。崔融上述引证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理论上破除过去的抑商论，指出工商与仕农同属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职业，只是彼此担任的职业内容不同。因此，工商业不宜受到不应有的干扰。崔融当然知道，唐律规定仕与工商在社会地位上有高下之别。但他也看到商人经营的工商业并未因此而被忽视，客观上愈来愈繁荣。因此，工商业完全不应受到横加的苛征。崔融这一立论具有首创性，符合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他的“四民各业久矣”的论据，后来常为思想家如白居易等所援用。
    崔融反对“税关市”第二条重要理由是，关市征税会对工商业经营造成严重的伤害，他在疏文中说：
    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此津才过，彼铺复止，非唯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船有大小，载有少多，量物而税，触途淹久，统论一日之中，未过十分之一，因此壅滞，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分而言之，崔融认为税关市对工商业有三大阻碍与弊害。（1 ）在各关市增设税卡与税吏，一道道顺次登记，检查过往船只与货载，计算货量，核定税额，凡此既增加手续，又延误时日。（2 ）商人不但要付税钱，还要贿赂税吏。（3）如果商人因此而赔本，商人必因此而歇业， 与这些商业有关系的民众生计亦必因此而难以维持。崔融所述情况，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这是他为商人利益而发出的呼吁。他说的“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这几句话，最率直地表明他是从保护工商业的立场来反对“税关市”的。从经济思想史的文献来看，如此明白地把工商业的衰败与“民不聊生”联系起来，这还是首见。崔融这篇奏议成了唐代重商思想发轫的标帜。崔融的谏议，随即得到武则天的采纳，把“税关市”的原议搁置起来，亦非偶然。
    四、刘秩上疏主张国家统一铸币
    从唐代初期到中期，由于钱荒和“恶钱”问题的不断出现，很多朝臣都注意到货币铸造权问题。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有分歧，因此在朝议中产生了争议。这一争议的经过和双方人物，新旧唐书都有记载。《新唐书·食货志》载，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玄宗令百官对此议提出意见。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灵（音窘），秘书监崔沔都表示反对，认为“若许私铸，则下皆弃农而竞利矣。”朝廷在众臣反对之下，遂搁置了原议。稍后，信安郡王李祎再请纵私铸，亦受到反对，未得行。
    刘秩也反对张九龄纵民私铸的奏议。他写了一篇奏文详述官铸之利与私铸之害，其中有关于交换经济和对于农工商业影响的论述，〔6 〕具有理论意义。这是在货币问题上反映唐代重商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应受到重视。《旧唐书·食货志》载有他的奏议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