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国对法政策向真诚合作方面转变
    随着战争后期局势的发展，英国意识到，如果一味采取有限援助法国的政策，战争颓势不会得到缓解。如果它不全身心地奉行对欧洲大陆的作战义务，协约国不可能取得对德国战争的胜利，而英国也无法达到消除德国霸权，维护欧洲均势的目的。
    1917年，由于战局迟迟没有进展，英国明显觉察到法国军队的厌战情绪，而且法国国内政局开始不稳，法国的联合内阁内部要求与同盟国缔结和平条约以走出战争困境的呼声越来越高；也由于4月美国参战，英国控制法国的能力进一步受到威胁。因此，维持现存的法国政府的稳定成为英国战时外交的关键目标，英国担心新更替的法国政府会时刻准备直接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进而损害英国的参战初衷。
    法国参战时，它的政府是在维维亚尼的温和左派政府领导下。在全国掀起参战热潮时，内阁扩大成所有党派的“神圣联合体”。然而，1917年春夏间的失败使这个联合内阁四分五裂。以卡约（Joseph Caillaux）为首的激进派坚持不同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联合执政，并一直认为不能以牺牲法国为代价坚持作战，应该谋求与交战国的和平以尽快走出战争阴影。以普恩加莱为首的保守派则主张坚持战斗到底。“神圣联合体”面临四分五裂。
    其实早在1915年夏天，熟悉前线战争境况的英国防务大臣基切纳（Lord Kitchener）已决定英国必须倾尽所有能量，尽最大努力帮助法国赢得战争（20）。基切纳认为：如果总司令霞飞不能获胜，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可能导致法国突然退出战争。基切纳在法国的私人代表埃舍尔（Lord Esher）警告英国政府说：“如果这场战争以一种不满意的和平而结束，那就是因为错误地对待法国盟友，误解了法国人的秉性。”（21） 弗兰奇也在1915年7月强调，除非英国做出一些奉行其义务的积极表示，否则法国将脱离联盟并单独与德国缔结一份和约（22）。
    英国的这种担心随着战争的延续从来没有消失过。1916年5月，埃舍尔报告说：“法国已经对战争失去信心，并且试图接受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的危险性越来越大。”（23） 而事实也证明了英国的担心。1917年春天，法国首次发出了争取摆脱战争的呼声。1917年5月1日的群众大会变成了自发的、旨在反对持续战争的示威。更为糟糕的是，反战情绪越来越广泛地渗入到法国军队。1917年5月20日，一些部队士兵拒绝开往前线，并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立即停止战争和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24）。在后方，工人们的反战罢工如火如荼。1917年6月的罢工人数比1916年全年的罢工总人数多一倍半。1917年5月30日，第36和第129团的士兵离开阵地，赶赴巴黎援助首都举行罢工的劳动者。1917年6月，普恩加莱总统在日记中写道：“前线的情况不佳，反对指挥部、反对政府、反对我的运动在继续中。星期日我本当到兰斯去授予勋章……但是人们对我说：恐怕有人会向我乘坐的火车扔石头。”（25） 与此同时，法国从1916年12月白里安组阁到1917年3月潘勒维内阁被推翻，不到一年竟更换了三个总理，政局严重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迫加紧了对法国的援助，这种援助主要是军事上的。英国政府从1914年8月到1916年1月采取自愿参军政策，参军人数不多，军队规模较小，总共军力才70.33万人。从1916年到战争结束英国政府采取了征兵法，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援法军队数量大为增加。1917年英国在西线投入的兵力达到200万人，加上自治领武装已经达到270万人。连英国军事史专家邦德也感叹：“这是一种巨大的军事努力！”（26）
    在英国政府强有力的军事支援下，法国总统普恩加莱采取强硬政策，对内阁进行了重组。1917年11月普恩加莱任命主战派人物克里孟梭组阁。克里孟梭则坚持同协约国加强合作，打击和平主义情绪。与此同时，英国通过与法国的磋商，促使协约国家同意任命福熙（Ferdinand Foch）为西线总司令（27）。1918年3月26日和4月3日，英法联军先后召开两次重要会议，会议任命福熙为协约国军总司令。协约国在随后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成功击溃德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福熙因指挥有功被晋升为法国元帅。随后协约国步调一致，终于取得战争的胜利。
    四、英国对法战时政策对后来国际政治的影响
    虽然英法经历了一战的合作，但它们对欧洲大陆的不同战略促使它们无法把这种合作局面持续下去。相反，英国在一战中采取的对法貌合神离政策影响到了战后的国际政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英国并未改变对欧洲大陆的“均势”政策，英国寻求欧陆均势和法国寻求欧陆霸权的两种外交理念的冲突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愈演愈烈，成为欧洲内部动荡的根源之一。
    英国参战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削弱德国来维持欧洲大国的平衡，而不是通过击败德国在大陆上创建一个占压倒性优势的法国。英国外交历来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防止任何一国主宰欧洲大陆……任何有能力主宰欧洲的大国会倾其力量威胁英伦三岛。为了实现这一外交政策目标，英国扮演了利用自身的重量保持天平的平衡，阻止欧洲大陆崛起这样一个大国的角色。”（28） 而法国想永久消灭德国这个对手。从近代到现代，德国共入侵法国6次之多，尤其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耻辱使法国仍记忆犹新，只有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才能改变被动地位。因此对于法国来说：“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29） 史学家亚当斯维特认为，“对于法国来说，安全和霸权是同义词……只有霸权才能确保持久的安全。”（30）
    一战的结束没有消除英法外交理念的冲突，反而立刻显现出来。寇松在停战前不到一个月时强调：“我真的很害怕，我们将来最为担心的大国是法国。”（31） 在英国，“从此不再”考虑战时盟友关系延续下去的可能性。而法国一直对英国试图操纵欧洲均势而心怀怨恨。克里孟梭曾对劳合·乔治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从停战的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你是法国的一个敌人。”（32） 普恩加莱也指出：“尽管有时承认英国是我们的盟友是重要的，但是，英国正如它过去一直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作为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存在的。”（33）
    毫无疑问，英法严重歧异是战后初期欧洲政治的主要特征（34）。这种特征并未因一战的合作有丝毫改变。作为西欧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胜国，两者在战后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欧洲，如何确保欧洲的稳定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稳定。1922年法国公然派兵进入德国鲁尔，这标志着两者不同欧洲观的冲突变成了实际行动上的冲突。1923年法国派遣更大规模的军队进入鲁尔，造成德国经济近乎崩溃，欧洲进入战后的最大动荡期。随后英法两国开始了长期的讨价还价，这种冲突直到1929年《杨格计划》的签订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