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进化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理论，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提供了一种演化-进步模式。现代化模式的支持者认为，向现代的转变需要彻底改变人类活动的模式，这种转变服从于统一的规律，它的实现主要依靠内源性的因素并借助于所有人类共同体通用的机制。在这一框架内，最主要的是确定该民族处于普遍发展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因为社会发挥职能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在当时所处阶段的衍生物。近年来，现代化理论在俄罗斯学者中非常普及并积极应用于对19-20世纪俄国的研究中。[1-3]
    西欧国家向现代化的最剧烈转变是在1770-1870年间，在1848年之前，似乎是在新旧两种社会间摇摆；从1870年开始，现代化进程开始变得不可逆转，在20世纪上半期，现代欧盟的大多数国家只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4] （P11-16）基于它们的经验，可以总结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如下：产生了现代个体，他们把改变看作是准则，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人的固有属性，认为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是保证社会和国家在理智和科学的基础上履行正常职能的必要条件；世俗的价值体系确立，在这一体系中，个人主义是“大众感受”、“第二宗教”、“社会和人类成就的新工艺”[5] （P9-10，P75-76）；夫妻、父母和子女完全平等的小型民主家庭是家庭生活的唯一形式；建立在制度和人的职能专门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指的是劳动的分化、职业化、管理的官僚化等）；公民社会；法制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范畴的完全集中和一体化，它们具有统一的基础：法律至上、公开性和竞争；建立在竞争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作为人的总和的民族的形成，这些人根据自愿联合起来，把自己看作是整体的一分子并意识到自己的统一。[6] （P200-224）[7] [8]
    一、俄国与西方--共同点和独特性
    沙俄时期，俄国社会已经逐渐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原则上说，某些方面已经和西欧社会一样：由传统的、农业的、农村的、因循守旧的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业的、城市的、民主的和个性的社会。[9] 但同时和西方还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俄国发生的社会变革滞后，比如，等级和城市社团的形成、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化、工业革命以及公民社会和代议制机关的出现。第二个区别在于，俄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进程方面所包含的深度不同。例如，俄国所有人受奴化举世罕见；与此相关，1917年以前，城市化、工业化和大众意识的世俗化程度低；某些事件绕过了俄国，即使有所触及，也如蜻蜓点水，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17-18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俄国只有在18世纪才真正地和欧洲其他地方联系起来，并与其一起构成统一的文化、经济和信息空间，体验那里发生的过程和现象，但是要晚一些，强度也不同。
    俄国和西方的区别还在于，17-19世纪，西欧国家的发展方向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地方、等级或者阶级特点的同一化，政治、法律和文化空间的一体化和集中化，而以前在地区、等级和阶级方面则是断裂的和分散的，现在西欧形成了统一的民族空间。与此相反，在18-19世纪的俄国社会中，由于移民和不均衡的西方化，社会和文化断裂增加。在17世纪中期之前，一些社会阶层的特点是文化、信仰、价值观和组织的同一，俄国社会或多或少是相似的。但是，从18世纪开始，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俄国社会逐渐断裂，到19世纪末，与18世纪初彼得改革之前相比，变得更加不均衡。由于19世纪末发展速度不同，贵族、市民和农民似乎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组织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法律和文化条件下，尽管他们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和影响。1917年前，2/3的俄国农民（1913年是80％）继续生活在村社中，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主要依靠口头方式来传播文化遗产等。相反，18％的市民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村社关系，但是个别群体，如商人、小市民和手工业者摆脱的程度不同。2％的贵族和非贵族知识分子实际上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不遵循村社组织，在20世纪初，他们已经生活在机会均等、功勋世袭、开放、稳定、法律至上的环境下，他们在心理上对社会变革、对民主条件下的生活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赞同进步的理念。[4] （P15-16）
    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1913年的人口分别是15％和85％），没有转变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第一，农村总是和城市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非城市的对抗者。在整个帝国时期，城市人口的1/3到一半都由农民组成，改革后这一比重逐渐增加。对现存制度持否定态度的部分受教育人士，赞同农民和下层市民的某些主张。第二，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因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断层，而且相当剧烈和明显。城市和农村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1917年前，从村社中出走的农民达到30％。资产阶级和与村社脱离了关系的多数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关系的发展。相反，大多数和农村有着密切联系的工人来不及在工厂和城市的“洪炉”里融化，很多人身上带有农民的烙印。在他们的意识中，工业化就是工厂里的艰苦劳动，就是离开故乡和家庭，就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他们希望按照村社土地重分的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包括工业和城市。因此，在城市和农村内部，各阶级之间存在着质的社会和文化隔阂，但并不能因此而把城市和农村看成对立的双方。
    俄国社会和文化空间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但不是根据居住地点，而是根据社会属性方面判断，是农民和下层市民，还是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于大部分18-19世纪上半期受过教育的贵族来说，民间文化世界是那么的异样、敌对和不可理解。А。哈克斯特豪森在1847年写道：“西方文化没有渗透到俄国下层人民的精神和习惯中；俄国人民的家庭生活和村社生活、土地重分和土地占有方式都处于任何外国文化、法制之外，甚至处于政府的干涉之外。但是，由于俄国上下层人民之间的差异，受教育阶层不再理解农村人的制度。”[10] （P15-17）有趣的是，改革后民间和知识分子的语言完全不同：民间语言更接近于17世纪的语言，而精英阶层的语言则欧化了。在这种社会-文化分裂中，有四个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城市化的缓慢（1742-1914年城市人口由13％增加到15.3％）；工业化的分散（1860-1914年城市里集中了大约40％的工人，而农村则集中了60％）；社会流动性减弱；民间文化的口头相传特点。
    缓慢的城市化导致的后果是，依靠新的现代化方式，城市“消化了”一小部分的农民。而缓慢的、分散的工业化使农民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把传统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行为方式结合起来。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地理上的流动，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低而显得强度不足，另一方面，这种流动是单方向的，主要由农民流向市民阶层，由农村流向城市。这就阻碍了新思想和社会文化观念向农村渗透。这种情况有所加剧是由于农民和下层市民识字率低，并且缺少从出版的文字中汲取所需知识的习惯。这就决定了知识和经验是通过直接的榜样和模仿来传承，削弱了书籍、学校和大众信息手段在年轻一代社会化中的意义。在20世纪初以前，只有贵族和神职人员（占俄国总人口的2％）得到了几乎完全的教育，其他社会阶层的识字程度则相当于西欧国家17世纪的水平。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是在19世纪末，特别是在1908年之后。国家杜马颁布了在10年间逐步全面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法令，最高当局也支持这一政策。识字率迅速提高，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需求，人们倾向于严肃的、实用主义的阅读，农民开始显露出由口头文化到书本文化的转变。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新旧知识的传承和改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特点、能力及其形成的速度。经验的口头传播使农民致力于继承性地再现已有的技能知识，最多不过是保证已经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慢慢进化。书籍和出版物使农民的视野变得开阔，并容易引导农民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