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民众不同，贵族和知识分子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认为书籍是行动的指导，并在自己的行为中模仿文学人物。但是这样的人只占国家人口的2％，这一数字对于发展强大的、有世界意义的俄国文化来说足够了，但是，要培养人民接受并同化于欧洲文明的成果，这一数字就显得不足。因此，现代化的四大动力--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流动性和出版物在俄国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便大打折扣。
    谈到社会-文化断裂，就必须考虑到，断裂不是俄国独有的特征，而是欧洲普遍的现象。断裂不意味着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互影响。例如，农民和下层市民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风俗和诗歌创造都不断地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反之亦然。问题在于，精英文化比民间文化变化得更快。这就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人民静止不动，而精英们正在欧化。在西欧，民间文化还在16-17世纪就受到教会和国家的毁灭性打击。在此之后，谈到民间文化的时候似乎只能看到从整体上分裂的碎片，或者是冒充的民间文化。1917年以前，俄国民间文化尽管已经开始遭到破坏，但仍具有生命力而且很强大。社会和文化的不对称引起社会的强烈紧张，并催熟了20世纪初三次革命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不仅只限于破坏旧制度的遗毒，就像1789-1848年的欧洲革命那样，同时还破坏了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化文化。[11] （P283）
    十月革命不是注定要发生的。它诞生于危机之中，战争引起的各种不利局势的巧合使十月革命成为可能。正是对俄国不利的战争动摇了政权、法规和社会秩序，出现了物质困难，使社会矛盾公开。这些社会矛盾战前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克制，而社会主义政党利用了战争的困难并进行了有利于革命的宣传。但是，使革命具有反现代化性质的不是战争，而是被改革推进的加速的现代化，这一改革超越了大多数居民的需求。力图在经济上赶上西欧国家迫使俄国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使一些过程加速，又使另一些过程强制性地滞后。例如，在18世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着力推行等级制度和可调节的国家，认为这是最新的欧洲文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出于良好的动机进行了一系列的巨大改革。这些改革超越了当时俄国的社会需求，这种需求指的不是俄国社会受教育阶层的需求，而是农民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议会和宪法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制度有了初步认识后很久才走进俄国。当然，符合政府和受教育阶层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要求的类似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对上层的影响要大于下层，对城市的影响要大于农村。与俄国相比，在西欧和中欧国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说要更自然、更顺理成章，尽管过程更长期、更痛苦，并伴有社会紧张、冲突和革命的加剧。在俄国，在自上而下的改革影响下，向现代化的转变速度超过了可能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变革的准备，现代化的病态增加了。社会变革的强行推动最终导致社会紧张达到一定程度，社会秩序经受不住考验，轰然倒塌，并把许多现代化成就埋藏在废墟之中，这一埋藏的时期是众所周知的。
    尽管在18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但在1917年以前，由于没有完成现代化，俄国不完全符合前述现代社会的任何一条标准。[9] 应该注意的是，就俄国而言，欧洲化和现代化既意味着积极消化欧洲模式，更为彻底地实行实质上始于欧洲的文化模式，又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有意识地尝试把欧洲文化的制度和结构移植到俄国。整个帝国时期，俄国精英阶层都在试图使国家按照欧洲模式进行现代化发展，因此，俄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按照欧洲的范式进行的--应该注意，对于全人类来说，欧洲模式不是唯一的，它具有本质的民族特点。
    二、俄国与西方--不同的时区
    俄国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基础来源于欧洲，它们在基辅时期就奠定了基础，并且与拜占庭遗产、接受基督教和文字的产生有关。在几百年的进程中，不良的内外局势可能阻碍了它的发展，但并没有破坏这种发展，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它。俄国和西方对立或者俄国和欧洲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和欧洲由于社会进程和变革的异步，每时每刻都截然不同。但是，在历史前途上，俄国几乎经历了和西方一样的所有过程，沿着和西方一样的道路发展，只是迟了些。因此，每时每刻俄国都和西方曾经相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世纪历史和近代史的最初几百年，我们很容易发现帝俄和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中欧（奥地利和德国）和东欧国家的相似。[12-14] [4] （P320-329）诸如村社所有制和土地重分等制度，在中世纪许多欧洲国家特别常见，这种现象在奥地利、德国的某些地区甚至到18-19世纪初仍然存在。在英国，直到近代之初，其他欧洲国家直到18-19世纪，每个村落都是一个特殊的氏族共同体。[15] （P77-104）[16] （P476-492）[17] （P37-48）
    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和俄国一样，除少数大型商业城市外，城市和农村居民点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关系上都较少有差异。城市和农村之间根本的制度差别，是随着城市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而出现的。市场经济在英国是16世纪初实现的，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则是在17-18世纪实现的。市民从事农业甚至在18世纪的大城市都非常普遍。美国的城市甚至在17世纪都带有宗法制的宗教团体对立的特点。[17] （P285-297）和俄国相比，中世纪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也存在农奴制度，尽管形式上更为温和。农奴制遗毒直到16-18世纪才消失。在中欧国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带有农奴制特征，直到19世纪还能感觉到农奴制的残余。
    帝俄时期的俄国国家制度在发展中经历了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的阶段，只是更晚一些，并且具有某些特点。[18] 在君主专制时代的欧洲国家，国家的概念还包括所有制的思想。国家“属于”君主，而许多国家制度被认为是私人“所有制”，它们通过抹杀个人和公众、国家和社会的区别的方式，来实现军事和公民职能。很难把城市社团（等级商人、城市委员会）对自己的成员或者土地所有者对自己的农民行使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划分出去，因为他们具有法律和行政权力，而这种权力在现代国家中完全归属于国家制度。“公众的”和“个人的”这两个概念很难归入专制时代的西欧国家，因为缺少全体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权力或者被看作是个人特权，可以买卖，可以继承，可以因为服务而被个别人和个别家庭得到；或者被看作是对税收和兵役的豁免权。现代意义中的“公民”概念同样不为人所知，而自由被理解为摆脱中央政权的自治。[4] （P19-20）当民主产生时，欧洲国家的全体选民是那么少，就像俄国在国家杜马成立后一样。比如，在当时最民主的英国，全体选民（如果指的是直接选举了议会机构的选举人数量），1831年总共只占全体居民（相当于欧俄1907-1910年的人数）的3.3％。[19] （P302-304）
    18-20世纪初俄国常见的法律多元化，即在一个国家内同时运行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体系，也是欧洲国家中世纪和近代之初常见的现象，只有到了19世纪，法律才在大多数时候取代了习惯法。英国法律的双重性一直保留到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