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重地势而不以险固为资
    袁绍与曹操共同起兵的时候，两人谈起“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的问题，袁绍说他自己将“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而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当时还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傅子》）可见，以地利和人事相比，曹操更重人事。无疑，这是他高于袁绍的重要之处。但是应该明白，曹操的所谓不以险固为资是从大的战略角度说的，意谓重视“险固”，重视地利，但不单从地利上考虑问题，不以地利作为战略决策的最主要的根据。如从战术、战役的决策上看，那就不同了，曹操不仅重视地利，而且相当重视。他既深知地利之重要，又颇善因地乘势而制兵。
    《孙子·形篇》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本谓“藏形”与“见形”。如杜牧所说：“守者，韬声灭迹，幽比鬼神，在于地下，不可得而见之；攻者，势迅声烈，疾若雷电，如来天上，不可得而备也。”曹操则以自己的体验注此文说：“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因天时之变者，动于九天之上。”“九地”变指各种地形，“九天”变指各种天候。曹操注解虽然不本原意，但用兵者必须重视地利与天时的思想，却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从此更加深深影响着历代兵家。宋人杜佑引申曹操之论说：“善守备者，务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务因天时地利水火之变，使敌不知所备。言其雷震发动，若于九天之上也。”直到今天，当代兵家亦受曹操思想的影响，如郭化若将军今译《孙子》时注说，“九地，各种地形，也含极其深秘的意思在内”，“九天，各种天候，也含有极其高远的意思在内”。按此，郭化若把地利、天时同藏形、见形综合在一起，把两种意思都包涵在译文中，译文便作：“善于防守的人，深深荫蔽自己兵力于各种地形之下；善于进攻的人，高度发挥自己的力量，动作于各种天候之中。所以能保存自己而取得完全消灭敌人的胜利。”（郭化若：《孙子今译》）
    曹操重地形是其一贯的主张。理论上，他说：“欲战，审地形以立胜也。”（《孙子·地形篇》注）又说：“不先知军所据及山川之形者，则不能行师也。”（《孙子·军事篇》注）还对《孙子》所谓“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的论说，深表赞同，指出“胜之半者，未可知也”。就是说，即使力量超过了对方，诸多条件也对自己有利，那么战争的结局是胜利抑或失败，那是说不准的。
    孙武将地形概括为六种类型，即为：通者、挂者、支者、隘者、险者、远者。敌我皆可以往来的地方为“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而难以返的地方为“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彼此双方先出者不利为“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击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两山间通谷之地为“隘”，在“隘”形的地方作战，应争取先占隘口，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人先占了隘口，则不要去打它；山峻谷深、地势险要的地方为“险”，在“险”形的地方作战，也是要争取先占其地，“必居高阳以待敌”，如果敌人已先至而控制了险隘之处，则应引兵离去，不要去打它；离开本营或根据地而远出为“远”，在“远”形的地域上，如果双方势均力等，出者劳而待者逸，所以不宜出而挑战，否则勉强出战则必不利。（以上引文均见《孙子·地形篇》并注）
    曹操甚得《孙子·地形篇》及诸多地利、天时论述之精，并在实践中予以运用。所谓得其精者，窃指以下几点：
    1、“先据利地”。
    曹操制兵应敌，特别突出一个“先”字，亦即“时”字。《孙子》说：“地形者，兵之助也。”曹操说：“夺其所恃之地，若先据利地，则我欲必得也。”（《孙子·九地篇》注）曹操在六形中尤重“通形”。他认为，在“通形”地域中作战必须做到“宁致人，无致于人”。什么是“宁致人，无致于人”呢？历代注家大都推崇曹操的意见，并为其作出恰当的解释，李筌说：“先之以待敌。”杜佑说：“宁致人，无致于人，己先据高地，分为屯守归来之路，无使敌绝己粮道也。”张预说：“先处战地以待敌，则致人而不致于人。”
    曹操在注解“隘形”和“险形”地势时，再次强调“先”的意义，他说：“隘形者，两山间通谷也，敌势不得挠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齐隘口，陈而守之，以出奇也。敌若先居此地，齐口陈，勿从也。即半隘陈者从之，而与敌共此利也。”先居而齐口陈（阵），就是抢先把隘口控制在自己手里。曹操特别指出，“地形险隘，尤不可致于人。”对此，杜佑解释说：“地险先据，则不致于人也。”张预说，“平陆之地，尚且先据，况险厄之所，岂可致于人？”他们均把曹操重“先”的意思强调出来，强调抢先、及时占据险隘之地的重要性。
    2、军置死地而后生。
    《孙子》说：战之地有九，曰散、轻、争、交、衢、重、圮、围、死。“散地”指战争发生在本土以内，曹操认为在“散地”作战，应该特别注意“士卒恋土，道近易散”；“轻地”指进入敌境不深，士卒思返易逃之地，曹操认为“轻地”作战要注意“士卒皆轻返也”，即要防止士兵逃散、开小差；“争地”指谁得到就对谁有利的险要之地，曹操指出争得这样的险要之地，“可以少胜众，弱击强”，所以必全力以争。另外，曹操对敌我均可来往的“交地”、地处三方相交的“衢地”、深入敌境的“重地”、难于行进的“圮地”，以及进入的道路狭隘而又难以退出的“围地”都作了一般的解释。最后，他着重对“死地”以及“死地”制兵之道作出了甚能反映其思想的阐释。
    曹操认为，“前有高山，后有大水，进则不得，退则有碍”的地方是“死地”。从曹操的言论及其实践看出，他不仅不怕“死地”，而且颇知“死地”之用。其一，他知途有所不由，但不得已而由之，就看你能不能巧用这“死地”而制之以变；其二，他知“困穷之兵”为了活命而“必死战”，因而说，“在难地必并也”，“并兵向敌，虽千里能擒其将也”。因此，他特别欣赏并经常使用孙子“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计策。他说：“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以上引文见《孙子·地形篇》、《九地篇》并曹操注）。这是他对《孙子》的理解，也是他自己军事实践的结论。比如建安三年，曹操复击张绣，就是利用“陷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取胜的。曹操军退，张绣军追，刘表屯于安众，守险以绝军后。形势很危险，但曹操却与荀彧书说：“我到安众，破绣必矣。”及到安众，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伪遁，刘表、张绣悉军来追，操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刘表、张绣。后来荀彧问操何以知敌必破，曹操说：“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吾始以知胜也。”（《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三年）另如建安五年，曹操火烧袁绍乌巢“积聚”，袁绍率兵至乌巢，有人告诉他绍兵已近，操说：“贼在背后，乃白。”敌近，军处死地，因而皆殊死战，大破袁绍。再如曹操以七千人守合肥，实质也是置军死地以励诸将殊死战。
    3、自为地势之宜以制敌。
    曹操用兵，一是重视固有的自然环境，二是善于利用原有自然环境之宜自为地势，即有计划有目的地构筑工事，用以攻敌、御敌或自守。
    曹操重视原有自然环境，丰富了孙子的学说。《孙子·行军篇》说：处山之军应该“绝山依谷，视生（曹注：生者，阳也）处高，战隆无登（曹注：无迎高也）”。曹操点明了“绝山依谷”的实质在于“近水草利便也”。《孙子》说：处水上之军应该“绝水必远水”，“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曹操指出“绝水必远水”是为了“引敌使渡”，“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是言处军亦当处其高，“前向水，后当依高而处之”，实质在于“恐溉（淹）我也”。《孙子》说：处平陆之军应该“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易，指平坦之地。曹操认为，“处易”是为“车骑之利”，“右背高”是为“战便”。据说，军便于右。另外，曹操还特别强调处军应该注意“养生”，因为“养生向水草，可放牧养畜乘”；注意上流水情，如果上流大雨，水沫已至，不宜急于渡河，“恐半涉而水遽涨”；强调“用兵常远六害”。六害，曹操注为：“山深水大者为绝涧，四方高中央下为天井，深山所过蒙笼者为天牢，可以罗绝人者为天罗，地形陷者为天陷，山涧道迫狭、地形深数尺长数丈者为天险”。曹操认为，对于六害之地，一方面自己尽量常远之，另一方面则应想方设法“令敌近背之”，以便“我利敌凶”。
    至于自为地势以制敌，曹操所为甚多，下面酌引几个战争实例为证。
    前述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他为张绣所逼，夜凿险为地道， 悉过辎重，设奇兵，伪示远遁，然后纵骑大破张绣追兵，即是他第一次有效地自为地势之宜。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他与袁绍战于官渡，袁绍为地道攻操， “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使袁绍谋不得逞。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正月，他渡过黄河， 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二月，为土山、地道以攻邺；五月，毁土山、地道，凿堑围邺城，一夜浚之，广深二丈，遂引漳水灌城。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他将击乌桓，凿平虏渠、 泉州渠以通运；继而进入“滨海洿下，泥泞不通”的可以往而难以返的“挂地”、“圮地”，从田畴计佯退而上徐无山，“堑山湮谷五百里”，直至柳城，一举击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大获全胜。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西击马超，自蒲阪渡河， 据河西为营，“循河为甬道而南”；继而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一夜间分兵结营于渭南；然后，利用天时之变，“起沙为城”，一夜城立。全军悉渡渭而阵，马超夺气请降。
    凡此，都是曹操重视自为地势之宜的表现。不可否认，曹操也有度地审时不当之时。本善水火之攻，诸如决渠水灌封丘，使袁术不能立足；引沂、泗灌下邳，迫吕布投降；以漳水灌邺，致城中饿死者过半；火烧乌巢袁绍粮秣，顿转军事劣势为军事优势等等，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同时他又反为水火所累。例如兵败赤壁，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就有虑事不周、审时不当、量势度地不妥的问题。按照曹操以及《兵法》的要求，他作为主将应该想到“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诸葛亮语）；更应该想到“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周瑜语）；亦应想到寒冬用兵水上之艰和战舰相联易被火攻之虞；甚至天有不测风云，亦应有防范的预案。为什么诸多天时地利的问题，曹操都没有想呢？归根结底一句话，他骄傲了，他被连年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只看到自己的强大，不重视自己的弱点，忘记了他所常说的天时地利对战争的影响，忘记了自己“审地形以立胜”的主张，也忘记他极推尚的《孙子兵法》所强调的“将之至任，不可不察”地之六道以及“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的上将之道。俗谓“骄兵必败”，自古皆然。
    这里顺便谈一点：曹操用兵的时候，非常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如《戒饮山水令》：“凡山水甚强寒， 饮之皆令人痢。 ”（《御览》卷743）《明罚令》考虑到太原、上党、西河、 雁门诸郡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皆绝火寒食，不利军民身体健康，令军民“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御览》卷2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爱兵、重视保护战斗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