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因粮于敌”
    《孙子》说：“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意思是说，战争是要花费很多钱的。所以，他在《计篇》之后，便以《作战篇》强调了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的内容。无疑，这些都是曹操所重视的。他尤其肯定《孙子》所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指出，“无此三者，亡之道也。”（《孙子·军事篇》注）事实证明，曹操不仅理论上重视，而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出重战备、重蓄积、重军食思想的一贯性。他初在襄邑有起兵意，即“与工师共作卑手刀”（《御览》卷346）。他曾不无羡慕地说： “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袁本初马铠三百具， 吾不能有十具”（《御览》卷356）。他曾发出《鼓吹令》：“为战士爱马”，鼓吹 （类如奏起军乐）而使骑兵步行而进； “为战士爱粮”， 他不乐在军中多署吏（《御览》卷357）；为反击敌人橹楼的攻击，他发明霹雳车发石击敌。 他特别反对没有准备好攻城器械就让战士攻城，认为那是让战士去送死。他主张出战之前必须把必要的战备准备好了，“兵甲战具，取用国中”（《孙子·作战篇》注）。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为《作战篇》作题注时，特别强调了粮食问题，即“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于敌也”。于此可见，他对粮秣尤为重视。
    曹操完全接受并在军事行动中运用了《孙子》的主张。《孙子》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曹操注谓：“籍，犹赋也。言初赋民，而便取胜，不复归国发兵也。始载粮，后遂因粮于敌，还兵入国，不复以粮迎之也。”以操所见，战争必须因粮于敌，因为第一，远途运输必然导致老百姓贫困，“百姓财殚尽而兵不解，则运粮尽力于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费也。”（《孙子·作战篇》注）就是说，老百姓长途转运军粮，结果十分之七的家资都耗费在路上了；第二，转输军粮，消耗太大。他从《孙子》“食敌一钟，当我二十钟”那里得到启发，指出长途运粮的结果往往是“费二十石得一石”，只有二十分之一的所得，劳民伤财。所以，曹操特别强调因粮于敌。他甚至主张不仅仅是入敌境吃敌粮，而且还应裹粮以还，还兵入国，国人“不复以粮迎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记载分析，曹操师出，军未出境，虽然亦就地因粮（即军过境，由地方供粮），但为了保证供给，同时也统筹就近供军，并调积粮草以随军行；既入敌境，情况就不同了，虽然也备数日之粮，但其着眼点转为就地因粮。就地因粮，从双方相争的角度说，就是因粮于敌。当然，也有个别情况，如两军久为对峙之势，粮草仍不得不主要依靠自己后方供给。史载曹操与马超等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因粮于敌的方式，有夺敌蓄积，有强取于民，更有野取禾稼者。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攻黎阳，袁谭、袁尚败走，还邺， “操追至邺，收其麦”（《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八年）。曹操征张鲁曾因“军食且尽”而欲拔军截山而还，但当其获得胜利后，情况就变成王粲诗中所说的：“陈赏越山岳，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向兼乘道，空出有余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怎么会立即有了这么多的东西？当然是就地因粮的缘故。
    曹操重视粮食在战争中的作用，还表现在“绝敌粮道”的战术运用上。他把“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视为三项“攻敌必救”的重要战术。他决然出奇兵烧袁绍粮秣，实际就是此种思想的体现。
    以上仅述曹操军事思想的一些突出表现，而不是他的全部。如果过细研究，当有更多的值得总结、借鉴或引以为戒的东西。诸如，用兵贵速、贵胜而不贵久，他指出“久则不利。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孙子·作战篇》注）；限制地方武装的发展，“私家不得有艨冲等船”（《御览》卷770）；借用地方势力以削弱地方势力，或使其相互制约，如孙权征庐江太守李术而曹操不救；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之守“各据其郡，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操用张既“宜两存而斗之”的计策，听其互相攻杀。
    曹操军事思想中最不可取者，莫过于杀俘、坑降。征陶谦，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曹瞒传》）官渡战，曹操追袁绍不及，尽坑降者七、八万人。他曾有过“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建安十年（公元205 年）曹操征高干，进围壶关，下令说：“城拔皆坑之。”连月不能下，后幸曹仁对操说：“围城示之以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将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引日久，今顿兵坚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曹操听从曹仁的意见，改用“围师必缺”、“围城勿周”的办法，遂降其城（《三国志·魏书·曹仁传》）。
    其次是他发展了兵家的愚兵之道。《孙子》说：“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曹操注此说：“愚，误也。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这里“愚”、“误”都是动词，以“误”释“愚”，是曹操的一大创造。他在此重点强调了迷惑、欺诳的意思。即故意使士卒堕入迷雾之中。“民可使乐成，不可与虑始”是法家的政治观，同儒家所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愚民主张。曹操注文，既简且明，可见他愚兵之主张是非常坚决、明确的。
    曹操“愚兵”，不仅在大的行动中士卒“不知所之”。而且还表现在一些小事上常施欺诳之计。他的“望梅止渴”之计，虽有安定军心、励军前行的作用，但其本质实属愚弄众军于股掌上的欺诳之道。他以小斛发军粮，引起骚动，然后借主事者的人头以“厌众”，并进一步欺骗说：“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以及马踏麦田，“割发代刑”，虽有峻法之用，但亦有愚兵之意。另从“鸡肋”之令看出，曹操不仅要愚一般士卒的耳目，而且是对其高级参谋，如主簿杨修等一批人，也是施行愚弄政策的。
    另外，曹操用兵常常表现出一种矛盾性格，时而“令诸将议”，广听部属意见，表现出军事民主精神，但又时而自恃其能，拒谏、武断。如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七月，曹操欲征孙权，怕人劝谏，下令说：“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贾逵等谏，曹操大怒，即将其逮捕入狱。最后，碰了壁，知自己的决策是错的，才发出赦令：“逵无恶意，原，复其职。”（《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