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辛亥革命的发展史，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要比立宪派的君主立宪幻想进步得多，而且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和立宪派奔走呼吁的立宪运动的失败。但历史是复杂的，它同时还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当革命派专注于武装暴动和起义时，他们无暇仔细描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革命派人士中对西方资产阶级用以抨击和摧毁封建政权的系统理论能够全面把握者极其有限，倒是立宪派特别是留日学生中的立宪派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理论、民主思想、法律思想等的介绍更系统、更全面。立宪派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宪政理论、民主思想的介绍，无疑是晚清思想文化界的一次重要的启蒙运动，是立宪派对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一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立宪派这一历史功绩的评估似有失公允。本文拟从留日学生的立宪思想入手，探讨其对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理论贡献。
    一
    立宪作为一种思潮发端于戊戌时期，而其正式形成则是20世纪初的几年。对立宪问题提出最早、鼓吹最力、议论最详的是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他就注意研究宪法问题，盛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为“完全无缺之宪政”。[①]1901年7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立宪法议》，提出君主立宪是“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必一切归于立宪而已”。断言专制必败，立宪必胜。他还根据日本明治初元宣布立宪而20年后才实施宪法的经验，首次提出“预备立宪”的命题，进而认为中国至少也需要用10年或15年的时间从事立宪的准备，并具体规划了预备立宪的次第。[②]梁启超的预备立宪思想对清末的立宪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强烈要求效法日本及英、德，实行君主立宪，朝野为之轰动。[③]狄葆贤创办的《时报》发表评论说：“数月以来，吾国大喜过望，易亡为存之一大纪念，出现于黑幕时代，则吾人宜如何鼓舞而欢迎之也。现此一大纪念维何？曰：驻法公使孙宝琦氏上五大臣书请立宪法而已。……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定国是在立宪法。”[④]尔后一些朝中高官、地方督抚也相继上书，倡言立宪。朝野之间，立宪之声此呼彼应。
    在立宪思潮的兴起酝酿阶段，积极吁请立宪的留日学生也颇不乏人。如前所述，狄葆贤的《时报》就利用日俄战争大造舆论，认为俄国失败、日本战胜的原因就在于俄国为专制君主国，而日本为君主立宪国，“夫战胜者，非恃战也，而恃所以为战。……所以为战者，独一无二，则人人自为战而非为他人战是已。欲人人自为战，而非为他人战，非立宪自由国势不能。”文章雄辩地指出：“世界进化之运及于二十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立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所向无敌，遇者死，当者坏，苟顽顽然不知变计者，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而已。”《时报》强烈要求清政府“效法日本之成案”，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先行下诏，期以十年立宪”[⑤]，否则，清王期也将免不了俄国君主的境况，“俄乎俄乎，吾其鉴乎！”[⑥]在中国近代史上，战争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容易激起社会思潮的波澜。甲辰日俄战争及其后果给中国士大夫阶层以巨大的刺激和深刻的影响，由此，立宪救国的社会思潮乘机勃兴，“立宪”几成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⑦]
    当立宪思潮腾涌之际，在外有革命党人的不断起义，内有朝野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立宪的窘困中，清政府“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之中国，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⑧]不得不逐步实行宪政，“起衰弱而救颓危”[⑨]。1904年，清政府下令开放党禁，除康、梁外，所有戊戌党人均获赦免。1905年7月，清廷谕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政治，“以期择善而从”[⑩]，史称“考察政治五大臣”，同时设置考察政治馆。1906年，五大臣于考察途中与返国后，先后陈请立宪事宜。在东京的留日学生杨度为考察大臣起草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论文。五大臣把杨度的两文连同梁启超捉刀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作为考察报告上奏朝廷。清政府依据这些报告，颁发了“预备立宪诏”。看到清政府准备采行宪政，许多留日立宪学生不禁欢欣鼓舞，相率上书清政府，要求尽快实施具体措施，有的还提出了详细的实行步骤。如戢翼翚向五大臣递交的《上考察政治大臣书》，就提出了实施宪政的六大程序，并强调指出：“此数者皆系建立宪政以前不可少之准备，所谓渐次施行宪政之方针，脱离旧弊之程序，无要于此者。”[（11）]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宣告“大权统诸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2）]。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末预备仿行宪政的开始。这既是立宪派鼓吹呼吁的结果，同时，也为立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宣传提供了合法依据和良好氛围。
    二
    留日立宪派学生作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充满理想、富有朝气，加上他们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政治文化知识，因此在立宪运动中，他们的言行也就显得更为激烈。他们基本上属于立宪运动中的激进派。在当时，革命派留日学生在国内几乎没有公开活动的余地，这就限制了他们活动能量的发挥。比较而言，立宪派留日学生在国内活动的条件要优越得多，他们公开呐喊、四处奔走，显示了巨大的活动能量。尽管清政府不过是借立宪以欺罔国民，目的在于巩固其封建统治，然而这对倾向和主张立宪的留日学生以及国内的立宪派来说，却认为大可一显身手，有可能用宪政的武器改变专制政体，实现理想的立宪政治。于是，他们大造舆论，宣传鼓吹立宪理论，提供实现宪政的方法。
    在立宪宣传方面，立宪派充分认识到报刊宣传的巨大作用。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诏以后，立宪派除利用原有的一些刊物外，还创办了大量新的报刊。他们利用这些报刊启迪国民、要求当道、聚合同志、臧否时局。清季报纸杂志的发展，在各大城市已有相当起色。立宪派的刊物广被各大城市，国内以上海、北京为主，国外则以东京为最大据点。这些报刊的创办者或主编、主笔，大多为留日学生或留日回国的立宪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