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通过多种宣传途径，以自己所学之西学知识对国民进行宪政理论方面的启蒙教育，培养国民民主宪政意识，对清政府或提出建议，或施以压力，目的是期望清政府通过改革走上资产阶级宪政道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除创办报刊外，他们还编译和著述了大量书籍。如群益书局出版的《法政讲义》有十五册，湖北法政编辑社印行的《法政丛编》有二十四册，丙午社的《法政讲义》第一集有二十九册，戢翼翚、章宗祥、宫地贯道等共同编辑的《政治类典》共有四巨册。《六法全书》的全译本--《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有线装八十册。[（13）]上海广智书局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宪法的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湖南留学生周逵编译的《万国宪法志》和《宪法精理》。留学生还编著了一些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小册子，如李庆芳出版了《立宪魂》一书，为君主立宪张目；孟昭常为配合立宪运动而编写的《公民必读》初编发行27版，二编发行16版，俨然是立宪派的《革命军》、《猛回头》，他编写的《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也一版再版，广销各省，影响至巨。
    留日学生在立宪宣传方面最有贡献、对立宪运动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者当首推杨度。杨度早年曾二次东渡日本留学，并与孙中山、冯自由、刘成禺、程家柽等革命党人时相往还，共商革命救国大计。1904年后与革命派分道扬镖，改倡君主立宪，表现极为活跃。梁启超曾高度赞赏杨度：“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晰子度。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攻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14）]前述，五大臣考察宪政过程中，杨度就曾为他们捉刀代笔。1907年1月，杨度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作为他鼓吹立宪的喉舌和集合同道的大本营。他还在该报连续刊刻了自己编写的《金铁主义说》一文。这篇长文共14万字，分为八大部分。全面阐述了杨度一派留日学生的君主立宪主张，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杨度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章还有《〈大同报〉题辞》、《国会与旗人》、《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等。杨度所提出的立宪理论和他所提示的实施宪政的方法，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宪政舆论的宣传方面，他的影响完全可以和梁启超并驾，同时还富有自己的特色。许多留学生在阐发立宪主张时，多将杨度的观点和主张作为至理加以引用。1907年秋，袁世凯、张之洞奏保杨度，称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从此杨度跻身官场，先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后任参议。1908年下半年，曾是立宪运动风云人物的杨度终为“利禄”所“羁縻”，立宪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俨然成为清政府假立宪的帮凶了。
    当然，大多数留日学生没有杨度这种“优遇”，他们更多的是愿以在野之身，监督清政府的举措，切实推进宪政改革。如孟森，他也是立宪运动的干将，卒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加入预备立宪公会，任干事。[（15）]1908年任《东方杂志》主编。此后的四年间，即利用该杂志鼓吹宪政，不遗余力。他认为，宪政筹备不能据官方文书以为定评，必须社会监督始有实效。因此，他开辟“宪政篇”专栏，专门报道有关宪政消息。他的报道生动、深刻，颇受读者欢迎。为了咨议局的选举，他曾举办各省议长当选预测，吸引国民关注立宪运动。他著的《城镇乡地方自治详解》、《地方自治浅说》等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当时立宪派人士的必读之书。
    三
    清政府采行立宪的目的，正如载泽在奏折中所言，是要弭内乱、固皇位、轻外患。所谓轻外患，不过是欺人之谈。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千方百计地强固封建皇权。当时，改革官制被标榜为预备立宪的一大具体步骤，而官制改革的结果是：1906年11月6日，清廷发布新官制上谕，军机处依旧，仅裁并、增设几个部和更易几个部的名称而已，不设责任内阁。还有其他所谓的一些改革措施，暴露出清政府对待宪政敷衍搪塞，毫无诚意的态度，留日立宪派学生对此反应甚为强烈。他们一方面揭露清政府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欺骗行径，另一方面，积极宣传鼓吹资产阶级宪政思想、法律思想等，从舆论上给清政府以巨大压力，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强烈要求迅速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他们认为，中国所以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内而民生艰困、吏治腐败、经济凋敝，外而割地失权、挨打受欺，全在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要使民族强盛，免遭列强瓜分，必须尽快实行真正的立宪。宗室留学生乌泽声认为：“惟中国以专制政体故，国家不得发达，人民不得福利，转为列强环伺，胁迫侵凌”，“中国之亡，迫在眉睫”。[（16）]他们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希望通过立宪挽救祖国的危亡，强调“中国以专制之原因，为之劣败；而欲求中国之优胜，亦当以立宪为之结果。”[（17）]满族留日学生基本上是倾向和支持立宪的。他们和倾向立宪的汉族学生一样，希望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导国民于幸福之途。留日学生指出：“吾国以专制政体，放任政府之故，内政之不足以餍吾民久矣。以政府之腐败、官界之混淆，有争权逐利之恶剧，无惠民济国之布施，对内摧残国民之元气，对外断送国家之利权，求其行一政施一策足以差餍吾民之望者，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观。是故致国家于濒危，溺国民于水火。”[（18）]他们在指斥清政府专制政体祸国殃民的同时，还抨击专制制度下，官僚擅权、荼毒人民的事实：“政府惟以苛政暴敛为责任，以摧残民气为本分。”“以国民之膏脂供官吏之衣食，以国家之财政为大臣之利薮，君主既无独鉴之明，国会又无监督之力，哀哀小民，莫可谁何，专制之毒，真如蛇蝎。”[（19）]留日学生桓钧深刻指出：“二千年来由汉而晋而隋而唐而宋而元而明，夫本朝则集专制政体之大成。”[（20）]对外无抵抗之力，对内有残民之实。由此可见，留日立宪派学生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与革命党相比并不逊色。他们认定，迅速实行君主立宪是使中国摆脱险境走向富强的不二法门。要拯救中国，唯一的希望在“立宪而已”，“立宪之政体，为最优美之政，其政府为责任之政府，其人民为自由之人民，无治者被治者之别，而皆对于国家负责任。”[（21）]他们热情讴歌资产阶级宪政制度，仿佛立宪政治一经实现，中国所有的问题就可以全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