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两广独立”，孙中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两广独立”即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是孙中山自从踏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后所执意坚持的战略思想。早在1895年春，孙中山就对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恒次郎表示“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18]。他所以筹划乙未起义，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个战略思想。在1897-1898年间，孙中山曾与宫崎寅藏等日本友人认真地讨论过战略问题，孙中山主张“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但他对选择哪个省分作为“发轫之处”，一时还举棋不定。他从前认为“发轫之处”“以广东为最善”，而此时却改口说：“广东者，今日非善矣”。因为乙未起义失败后，“当地之官已如惊弓之鸟，到处提防，我辈举动较前略难矣。”不过，即使这样，他在内心深处，“仍不能舍广东”[19]。及至1900年随着中国政局的剧变，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协商，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20]所谓“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21]，具体说来，就是要搞“两广独立”。孙中山一直钟情于“两广独立”，并不是偶然的。他认为“不先择一地”作为“发轫之处”即“起点之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而选择“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矣”。在“聚人”、“接济”和“进取”三者之中，“仍以聚人为第一着”。孙中山说，自己所以“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22]。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统计，甲午至庚子年间，兴中会会员共计250人，其中籍隶湖南、福建、外国和不详者只有33人，而广东籍的却多达217人。兴中会员的业居地，则主要集中在檀香山、横滨、香港和广州等地[23]。上述事实表明，兴中会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孙中山在海外主要依靠从广东籍华侨中筹款，在国内则主要依靠广东会党群众。他声称“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慓悍之徒三四十万”[24]。广东不仅易于“聚人”，而且“利于接济”，因为广东既靠近英葡殖民地香港和澳门，又有较长的海岸线，便于获得海外饷械的接济。加之广东地处边陲，距离清朝统治中心较远，攻占较易。在孙中山看来，广东一旦得手，夺取与广东密迩的广西则易如反掌。然后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豪杰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25]。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孙中山非常重视抓住时机问题。筹议乙未起义，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际。孙中山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庚子筹议“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风暴、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清朝统治陷于瘫痪之时。孙中山说：“时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26]。“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需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27]。
    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任何国家革命运动的成功都离不开国际援助。孙中山认为争取一二强国的支持，是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条件。早在筹划乙未起义时，孙中山就曾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请求日本提供二万五千枝步枪和一千枝短枪[28]。这次求援遭到拒绝，但兴中会员谢缵泰却声称“我们通过日本领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29]。1897年-1898年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等笔谈时，赞成宫崎提出的“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的主张，说“极是，极是。惟不可先露其机，以招欧人之忌，则志无不成也。”孙中山表示要“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藉以对抗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推进“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的革命大业[30]。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把日本朝野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但结果收效甚微。当历史跨进1900年时，孙中山面对北方的风云变幻，认为“机不可失”，更加积极地开展争取外援的工作。何启、陈少白关于“借重香港总督之力”搞“两广独立”的提议，正中孙中山的下怀，所以孙中山接到陈少白的通报后，“大喜，立复电少白赞成”[31]，并亲自赴港，企图与香港总督直接取得联系。“在香港因五年不许入境之期尚余八个月，未能上陆，于客轮中呈书于认识的总督卜力氏，并得其答书。”[32]孙中山不仅企图借重香港殖民当局，而且积极争取日本和法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孙中山还曾分别会见法国驻日公使和印度支那总督代表，希望法国援助武器和军官，并允许从北圻进入广西[33]。孙中山所以把“两广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之上，是因为他赖以实现自己战略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还没有与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加上自己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国资本主义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为了取得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竟然不惜以出让国家某些权益作为代价。他明知香港总督卜力意在使“独立”的两广“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而默然置之。他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曾允诺尽力代为平息台湾闽、粤人士的抗日活动[34]。他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作为交换”，以取得法国的支持[35]。孙中山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作法，显然是不足取的，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制约，一是源于孙中山的深受美国影响的实用主义倾向。孙中山的这种政治性格，在他处理与李鸿章、刘学询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实现“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的理想，舍弃武装斗争别无他途。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推翻清朝在两广的统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了1900年，孙中山却一面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宣称“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26]。前者表现为“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并企图“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37]。后者表现为“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38]。不管采取暴力仰或和平方法，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据有两广以为根本，即搞“两广独立”。
    作为晚清元辅重臣的李鸿章本来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却企图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这种反常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决定的。孙中山早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前，就对李鸿章抱有好感。这不仅因为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声势显赫，并为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39]；而且由于李鸿章是孙中山肄业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892年孙中山既在毕业典礼上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又经香港总督和驻京英国公使推荐，获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准予孙中山赴京候缺，暂给月俸50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40]，此事虽因两广总督衙门刁难而未果，但却不能不影响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好感。正是基于这些因素，1894年孙中山才有上书李鸿章，企图依靠这位晚清元辅重臣“倡行新政”、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之举。由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41]。不过，到了庚子年间，孙中山既坚持以暴力对付清廷，又对李鸿章寄以厚望。在孙中山看来，由于义和团风暴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清朝统治营垒必将发生破裂，李鸿章作为汉族大员、总督远离京畿的两广，有可能独树一帜；加之“清朝虽颓，犹俨然一大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42]，相比之下，兴中会则“万事草创，人才、兵械多形不足”[43]，敌强我弱之势显得十分突出；因而孙中山认识到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有必要并有可能联合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奋斗。他说：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44]。
    这里所谓“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显然是指义和团风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治营垒破裂和满汉民族矛盾等等；所谓中国的“政治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驻东南的某些汉族封疆大吏。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刻，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联成一体，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香港总督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更使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幻想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