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复译署》：“海外各口，粤人为康、梁所煽惑，恐与内匪通气，时须多方禁遏。”[70]
    5月20日《寄柏林吕使》：“康逆党勾串内匪作乱，港澳所存军火枪械，连日提省，闻该党径赴德国另行采办。署奏本应由驻使查察，务祈密谕各厂设法查禁，勿任奸商偷运济匪为要。”[7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清廷和李鸿章都把防止“康逆党勾串内匪作乱”作为中心议题，清廷既没有悬赏缉拿孙中山，李鸿章在电稿中也没有涉及兴中会。对此孙中山似乎有所觉察，他说：“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于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他的党派抱有严重警惕，并因而对我们党派的注意逐渐放松，这在某种速度上正是我党的幸事。”[72]孙中山抓住清政府放松警惕的时机，一面筹议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一面设法“暗中联络”“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力图通过暴力或和平手段“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73]。面对此情此景，李鸿章惟恐孙中山和康有为乘北方战乱之机，联手合作共同举事，进攻广州，因而与刘学询合谋，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企图“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以便对付保皇党和消弭革命威胁，稳定两广政局。正因为邀请孙中山来粤是一种“怀柔手段”，所以李鸿章在答复宫崎等人的要求时，就明确表示“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既然“要奏请西太后”“特赦”孙中山，那就无疑说明李鸿章“罗致”孙中山并非是为了脱离清廷而搞什么“两广独立”。
    从6月下旬至7月中旬，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清廷对义和团改剿为抚，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犯天津；6月18日李鸿章接到“迅速来京”的“电传谕旨”；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外宣战，李鸿章“首倡不奉诏之议”；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代表与驻沪各国领事商订《中外互保章程》，李鸿章致电支持，并表示自己“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7月2日在外地休假三月的港督卜力回到香港，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掮客”。应当说这个时期是李鸿章最有可能萌生“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念头的时机。然而，事实证明，李鸿章并没有乘机“造反”的言行。李鸿章所以接到“迅速来京”的“电传谕旨”后整整拖了一个月才启程北上，一是为了奏请慈禧“先定国是”，即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74]；二是为了疏通外交渠道，争取各国维护清朝统治和承认自己作为清朝全权代表的资格。7月12日李鸿章宣称即将遵旨北上。7月17日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与卜力会谈时，“不仅不提和孙中山约会的事，反而力劝总督禁止颠复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进攻广州，并询问“英国希望谁当皇帝？”他认为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如果所有公使被杀，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英国殖民部据此推断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其实，李鸿章这番议论的本意，并非觊觎皇帝宝座，而是乞求英国不要抛弃慈禧，所以他接着就明确表示：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75]。当李鸿章拒绝卜力挽留之后，陈少白仍不甘心，登上李鸿章坐轮，企图请随行的刘学询再次进言。刘氏无可奈何地表示：李鸿章“意志坚决，无法劝阻”[76]。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李鸿章根本无意搞什么“两广独立”，“卷进南方的分离主义的冒险中去”[77]。
    当然，这并不是说李鸿章彻底抛弃了“罗致”孙中山的想法。8月末孙中山专程从日本回到上海，会晤刘学询，并由刘氏陪同往见李鸿章。李鸿章对孙中山说：“明年余当到北洋，届时方可回国任事。”[78]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议和全权大臣的李鸿章，深知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进京议和，明年才能回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所天津，届时希望孙中山“回国任事”。这显然不是筹议“两广独立”，而是“罗致”孙中山来津听命。
    李鸿章意在“罗致”孙中山为清政府效力，而孙中山争取李鸿章则是企图搞“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宗旨对立，导致孙、李合作终成泡影。李鸿章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仍然忠于清廷而无意搞什么“两广独立”，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的。
    （一）李鸿章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从而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在他的头脑里，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79]。
    （二）李鸿章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李鸿章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李鸿章“安内攘外”，维护大清王朝的稳定。李鸿章凭藉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李鸿章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80]。
    （三）李鸿章虽然因为“政府悖谬”[81]、各国“兴师动众”、大局“危在旦夕”[82]而深感忧虑，但仍断定“联军不足亡中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搘柱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致一蹶不振”[83]。既然看到“联军不足亡中国”，清朝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几位强有力的汉族督抚继续效忠清廷，李鸿章还怎敢冒险独树一帜呢？
    （四）李鸿章懂得军队的重要性和有军则有权的道理，认为“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另图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84]。他既清楚过去支撑自己权威的北洋海陆军早已在甲午战争中溃灭殆尽，现在自己身边没有一支强有力的亲信部队；又清楚孙中山众寡势弱，无法提供足以成为“两广独立”后盾的军事实力。
    （五）李鸿章特别关心并设法探听英、法、德、俄、日本等国“政府注意所在”[85]。他发现香港总督卜力策动“两广独立”，而英国外相索尔兹伯理却声称“英政府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86]。这种矛盾现象，使李鸿章感到困惑。其他列强究竟对中国抱有何种意图，李鸿章也感到茫然。不了解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注意所在”，没有得到英国和其他列强的切实保证，李鸿章是绝不敢轻举妄动的。
    总而言之，面对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局，阶级命运和个人得失的考虑以及其他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驱使李鸿章继续效忠清廷而没有引发叛逆的思想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