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了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曾经从流亡地三次冒险返国活动。起初，孙中山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45]。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会谈，会谈双方就特赦孙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贷款十万两两个问题，达成了共识。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孙中山到达西贡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说“今日者乃分头办事之时”[46]。所谓“分头办事”的内容之一，就是争取李鸿章搞“两广独立”。7月17日孙中山从新加坡乘船回到香港海面，等待香港总督卜力和应召北上的李鸿章会谈结果，准备登岸与李鸿章密商。孙中山认为“李这个人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这是旱天的一朵乌云，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47]。结果所谓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性，“这事又变成一场梦”[48]。但是孙中山却没有因此而从幻梦中彻底摆脱出来。他在日本对某人说：相信“随着时势的变迁”，“清国南部各总督及进步的智能人士”“迟早会同自己的意见相一致。因为身入故国，必有危险，因此，根据场所，为了不出太大危险，作为平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会面，很有必要。只要没有危险，也可与李鸿章会谈”[49]。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孙中山于8月29日特地从日本回到上海。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曾访问英国驻沪总领事，会晤刘学询，与之商定“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50]。据刘学询后来说，他当时曾陪同孙中山“往见李鸿章”[51]。上述事实说明，对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之事，孙中山虽然为一种怀疑和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支配，但总的说来，希望压倒怀疑，采取了积极争取其实现的态度。
    其实，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对李鸿章寄以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说什么“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52]。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说“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53]。甚至连一度主张过暗杀李鸿章的梁启超都认为在夺得广州之后，以李鸿章“为傀儡最妙”。在他看来，“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势），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54]由此可见，对李鸿章寄以希望，是当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种普遍倾向，从而反映出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封建性。
    三
    和孙中山不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两广独立”的念头，有的只是设法“罗致”孙中山以为我用。
    李鸿章“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见诸载籍的，一共有三次：1899年冬为第一次，第二、三次则在1900年春夏。这三次是一脉相承的。
    1899年11月24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务。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时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商民，屡有申请帝安及归政之事，联署以万数千计，特命鸿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55]这里所谓“党人”，系专指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及其领导的保皇党。慈禧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当面指令李鸿章“设法捕逆”[56]。李鸿章本来是同情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领导的维新运动的[57]，但因时迁势易，现在既“管商务又奉密旨，不能漠视”[58]。他特地奏明将“设法捕逆”之事，“仍交”刘学询等“妥办”[59]。既然说是“仍交”“妥办”，那就无疑表明在此之前刘学询等业已承担了“捕逆”的重任。其实，早在7-9月间，刘学询出访日本的使命，就是“明以振兴商务，暗以访拿康逆”[60]。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面奉懿旨”之后，就把“设法捕逆”的希望寄托在刘学询等人的身上。可能是由于这位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的献策，李鸿章才决定“罗致”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的。李鸿章鉴于康有为尊皇复辟严重威胁慈禧的宝座而为慈禧所不容，孙中山虽然倡导反满革命但因众寡势弱对清王朝尚未构成直接威胁而不大为慈禧所重视；孙中山熟悉“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61]，是一位有改革进取精神的青年；因而认为“罗致”孙中山既能得到慈禧的允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和振兴；又能离间孙、康两派，以孙制康，消弭革命和镇压保皇党。因此，李鸿章与刘学询等往返电商，急迫之情跃然纸上。11月27日李鸿章《致上海虎城》电中说：“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28日刘学询复电：“孙函约尚未得复。康仍在港。英捕忌厘家，饬广密捕。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并恐碍孙办法。询现拟得到回音，即先赴粤，可否请奏饬粤暂缓，俟询到商妥再办。”29日李鸿章致电刘学询：“孙未复，或尚迟疑。粤早奉电旨，难再饬缓。拟赴粤，有何办法？”30日刘学询致电李鸿章：“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当日李鸿章即复电刘学询：“用诱用掳，能生获尤妙。瞒港官串巡捕，除此祸根，有俾国事，兄勉为之。逆闻诏捕，乃意中事，难保不外窜。欲请赴粤面陈，恐来不及。孙无来信，何也。”[62]上述电报表明：一、李鸿章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二、李、刘企图“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止康有为离港“外窜”；三、李、刘议定对付康有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瞒港官串巡捕”，收买港澳“可用之人”，“相机”下手；四、孙中山既未复信，也未前来，因而李鸿章第一次“罗致”孙中山的活动，就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到了1900年春夏，再次展开了“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这是前一次“罗致”孙中山活动的直接继续。当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刘学询为李鸿章的幕僚。据冯自由记述：庚子夏，刘学询“闻港督向鸿章洽商广东自主事，遂向鸿章自告奋勇，谓渠与孙某认识有年，如傅相有意罗致，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等语。鸿章颔之。学询遂即贻书总理，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63]揆诸史实，冯自由的说法可谓真假参半。李鸿章确实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目的在于“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但是，诸如刘学询在港督策动“广东自立”之后向李鸿章进言、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云云，却是虚妄的。因为港督卜力于4-6月间在外地休假，直到7月2日才回到香港；孙中山早在6月8日即因事前接到刘学询等人的信函而启程离日赴港；在孙中山离日前，北方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北京，清廷尚未决定招抚义和团，列强尚未大举武装入侵，这种局势绝不能导致李鸿章倾向“粤省独立”。其实，李鸿章所以有意“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考虑。据内田良平回忆说：义和团兴起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对维护广东的治安深感畏惧，他生怕孙中山、康有为率军乘战乱之际，相互提携共同举事。他事先对孙中山采取了怀柔手段，以免与康有为一致行动。为此让驻东京的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计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随后又派遣特使前往。孙中山答称：‘拟先派代表赴广东，然后可以考虑亲自返粤的问题。’特使返回广东复命后，拍来一封电报说正在等候代表启程来粤。于是，我和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三人便作为孙的代理人前往广东”。宫崎等人在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提出两项要求：“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希给予贷款十万两”。刘学询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李鸿章答复说：“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64]内田良平是陪同孙中山离日返港并参加与刘学询会谈的日本友人，他虽然在个别细节的忆述上难免有所疏漏，但对亲身经历的事实所作的忆述应当说有较大的可信性。证之以有关史料和李鸿章此间的电稿，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与镇压康有为和保皇党有关。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慈禧“太后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患之，以华商多粤籍，乃使鸿章督粤，以从事于镇压”[65]。李鸿章也声称“奉懿旨捕康梁”[66]。正是基于镇压“康党”的需要，慈禧还将与“康党”势不两立的刘学询交给李鸿章“差遣委用”。此后，清廷加大了对“康党”的打击力度：1899年12月19日诏谕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1900年1月24日下诏以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阴谋徐篡大统，史称“己亥建储”；2月4日下诏悬赏十万两白银，严缉康、梁；2月11日命李鸿章铲平康、梁“广东本籍坟墓”。这些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保皇党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67]他同康有为函商密议，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上，“去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李鸿章发生冲突。李鸿章接篆视事以后，就把在两广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作为当务之急。他鉴于“广东盗匪日炽”，特地于3月14日上奏表示“拟酌筹经费，添募勇营，分别防捕，并请暂复就地正法旧章。得旨，广东盗风猖獗，亟应设法严办，该署当饬派出提镇各员，实力搜捕，毋稍玩弛”[68]。李鸿章担心保皇党以香港为基地，联合“内匪”“武装勤王”，袭击省城起事，从而破坏两广的稳定，危害自己的前程。他的这种恐惧心情，屡屡反映在他的电稿中。
    3月26日《复译署》：“探闻香港衣局承做勇衣、战裙各三万余条，限期取用。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所联会目甚众，所筹会银甚巨。已令刘学询赴港细访，密商港督查禁。”[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