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1933年初的法国在军事实力方面拥有绝对的对德优势。当时驻扎在法国本土的常备军有20个步兵师和5 个轻型摩托化师，人数总计约34万人，再加上机动部队和城防部队以及宪兵，人数更是高达 45 万人（注：罗伯特·扬：《统帅法国：法国外交政策与军事计划1933-1940》（Robert Young,In Command of France: French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ning1933-1940），剑桥1978年版，第36-37页。）。这个数字是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国拥有兵力的4 倍。因此，法国当时是完全有能力对德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而且事实上，当时法国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也曾不止一次谈到过应该对德国发动预防性的战争，身为法军总司令、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以及陆军总监等要职的魏刚将军就曾对比利时大使力陈采取军事行动的迫切性：“为什么不发动预防性战争呢？今天法国还有军事优势，要不了多久，她就没有了！”（注：罗伯特·扬：《统帅法国：法国外交政策与军事计划1933-1940》（Robert Young,In Command of France: French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ning1933-1940），剑桥1978年版，第51页。）
    但是，发动预防性战争毕竟只是少数人的想法，与之相比更为可行的的主张则是要求进一步加强法国在军事方面的对德优势。当时法国舆论普遍认为，在德国的危险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法国必须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至少也要保住现有的对德军事优势。英国驻法大使蒂勒尔曾向国内报告了法国舆论的反应，他一针见血地写道：“希特勒主义的即时效果就是使法国愈发地不愿削减他们在军备方面一直拥有的对德优势。在法国舆论看来……当希特勒这样的人在台上……的时候，将（法国军备）削减到德国的水平或允许德国将其军备提高到法国自己的水平简直就是发疯。”（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Foreign Policy1919-1939），第2辑，第5卷， 伦敦1956 年版， 第268-269页。）
    然而，与国内舆论界迅速而热烈的反应相比，法国政府的反应是迟缓而温和的。事实上，在1933年1月31日， 即希特勒上台次日由激进社会党人达拉第领衔组阁的法国新政府，对于德国形势的变化并不像法国舆论界那样惊慌不安。2月14日，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在第15 次国防多部门委员会会议上表态说：“我清楚地知道希特勒目前在德国总理府，但是，给我解释解释，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在哪些方面与施莱歇尔或布吕宁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同？在我看来，情势并未改变。”（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3月14日， 达拉第又在他执政后对公众发表的第一次广播讲话中竭力安抚法国舆论，他向公众表白说：“请放心，我们正在高度警惕国际政治的进展，法国不知道仇恨，也不知道害怕……如果我没有认识到道德力量的伟大以及物质力量的威力那将是对你们的侮辱，后者将允许法国万无一失地观察动荡世界的事态变化。”（注：斯科特：《反希特勒联盟》，第103页。 ）此后，达拉第又先后在5月15日和12月18 日召开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一再否认希特勒上台加重了德国的危险。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还在对外政策上避免作出过激的反应，用达拉第的话说就是采取了一种“冷静和理智的政策”（注：《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绝密报告与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ForeignAffairs:Reports andPapersfromtheForeig006EOfficeConfidential Print）第2部，F辑，第20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48页。）。 这首先表现在达拉第政府不但否决了军方要求加强法国军备的建议，相反还于2月23 日通过了进一步削减军事预算的财政法案，削减军费10亿法郎。其次，法国政府没有改变其前任政府参加国际裁军大会的政策，仍然同意讨论德国军备平等的问题。3月10日， 法国外长保罗－邦库尔一语道破了法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必须通过国际协定来寻求安全，而不是通过重整军备。”（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7月4日，法国政府又在递交英国的照会中明确表示：在德国违约的情况下，“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被排除”（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除此之外，法国政府还在3月下旬接受了意大利的建议， 参与英、法、德、意四国间针对德国军备问题进行的谈判，谋求通过谈判解决德国的军备平等问题。尽管5月30 日签署的四国公约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法国的行动至少表明它对于德国政府的更替并不会采取强硬的敌视措施。1933年5月19 日英国驻法大使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对法国的政策评价道：“法国已经退回到了一种极端谨慎的政策，她被禁止采取任何带有军事冒险性质的强硬措施。”（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5卷，伦敦1956年版，第269页。）
    三
    法国政府的决策决非偶然，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国内背景的。究其原因，首先要强调的就是当时法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困境束缚了法国政府实施强硬外交政策的能力。
    1929年开始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法国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却很严重。1932-1933年是法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危机的打击，从1931年起，法国的工业生产出现下滑，到1932年降到最低点，仅仅相当于1929年的72%（注：穆雷：《控制普恩加莱法郎》（Moure,Managing the Franc Poincare），剑桥1991 年版，第14页。）。 国税收入也从1929 年的559.73 亿法郎直线下降到1932年的308.857 亿法郎（注：索维：《两次世界大战间法国经济史》（Sauvy,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 entre les deuxGuerres），巴黎1975年版，第104-105页。）。 经济的衰落导致了法国严重的财政危机：1929-1930年度，法国财政尚盈余54.19 亿法郎，而1930-1931年度则转而出现49.18亿法郎的亏空，1931-1932 年度财政赤字更高达54.84亿法郎，到1932年形势更为恶化，仅4月到12 月的9个月间财政赤字就达到46.28亿法郎（注：穆雷：《控制普恩加莱法郎》（Moure,Managing the Franc Poincare），剑桥1991年版，第158页。）。与此同时，法国黄金储备的不断外流也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1932年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20亿金法郎， 1933 年更高达95亿金法郎（注：弗朗索瓦·戈盖尔：《第三共和国时期各政党的政策》（Fransois Goguel,La Politique des Parts sous la IIIeRepublic），巴黎1946年版，第332-333页。）。 由于经济问题， 从1931年1月27日赖伐尔内阁成立到1933年1月28日保罗·邦库尔内阁倒台的短短两年间，法国走马灯似地换了6届政府。 每一届政府都是把维护财政收支平衡、稳定法郎币值看作首要任务，但结果都是由于无力解决经济问题而下台。
    1933年1月上台的达拉第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的是1931 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如何减少赤字、平衡预算以缓和经济压力自然成了政府关注的首要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达拉第政府仿效前任政府，继续采取紧缩银根、削减支出的政策，并且将军费支出作为削减的重点，提出当年裁军6万人（包括军官5000 人）的财政预算（注：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编：《法国与德国1932 -1936 》（Centre National de laRecherche Scientifique ed.,La France et L'Allemagne 1932-1936），巴黎1980年版，第300页。）。2月14日，当有人在法国国防委员会开会期间针对德国政局的变化，提议应该重新考虑政府有关调整削减军事预算的决定时，达拉第坚决反对。他强调：平衡财政预算是政府的当务之急，“财政考虑必须放在军事预算之前”，“平衡预算是国家安全最好的保证”（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2 月18日，他又对法国高级将领们重申不能增加军事预算，强调财政问题是法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法国必须首先度过财政危机”，“一旦危机被克服……我们将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结果2月23 日通过的新预算使得1933年法国军费支出比1932年减少了1 093 738 486法郎， 约占当年财政削减总数的一半（注：《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绝密报告与文件》，第2部，F辑，第21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8页。）。这样，当希特勒在德国将扩军计划提上日程的时候，法国的军事力量却由于经济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进一步遭到了削弱。毫无疑问，作为实力外交后盾的军事力量的削减反过来自然会限制法国强硬外交的实施。事后，达拉第在回顾1933年法国政府的外交决策时也坦然承认来自国内经济的压力是导致法国政府未能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政策的主要原因，他说：“我们当时正面临着真正的财政失血，它使得在法国境外的所有政治活动完全成为虚幻。”（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