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希特勒上台后法国舆论存在的矛盾和混乱使得相当多的法国人在对德国新政权产生疑惧的同时又对法德和解抱有幻想，这成为影响法国政府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法国舆论虽然普遍意识到德国纳粹势力的上台对法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但在如何评估这一危险的问题上却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法国人在希特勒领衔的联合政府能否长期执政的问题上所作出的截然相反的判断。法国驻德大使在1月30 日第一次向国内报告希特勒组阁的消息时就预言德国新政府内含的矛盾和竞争肯定将使之难以长期执政（注：《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1辑，第2卷，第543页。）。然而， 同驻柏林的法国驻德武官勒农多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在2月2日发回国内的报告中认为联合政府的构成并不能束缚希特勒，后者容忍联合政府形式的时限将仅仅是划定在他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不过，当时法国政界大多数人同意弗朗索瓦·庞塞的看法，对德国恢复常态抱有幻想。1933年6月28 日法国外长保罗－邦库尔表示：“我相信德国真正的领导人，及这个国家的深层倾向将清除目前的狂热并重建以往的德国。”（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与此同时，由于希特勒上台初期在对外政策上基本采取低调姿态，这种政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麻痹和迷惑了部分法国人，而且还增加了他们对于法德达成和解的幻想。曾出任部长、总理等要职的法国政治家弗朗丹在3 月底接受《曼彻斯特卫报》驻巴黎记者采访时甚至表示：“我看不到任何值得忧虑的，希特勒的德国对英国是一个启示，它不是针对我们的。在很多方面，我们更喜欢希特勒而不是冯·巴本或施莱歇尔。”（注：斯科特：《反希特勒联盟》，第102页。）
    对形势的不同判断直接导致了1933年初法国舆论在如何应对德国危险问题上的分歧。除了以军方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外，法国国内当时还存在着另一种主张尽早与德国达成和解以避免战争危险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在当时法国最大的政党激进党中还很有市场。2月5日，激进党人阿尔伯特·巴耶在《共和国报》上撰文要求与德国展开和谈，强调：“当和平被动摇时，我们必须在任何地点与任何时间进行谈判。”（注：迈克尔，前引书，第115页。）3月5日， 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后，法国主张与德国谈判和解的呼声更高。3月11日， 《劳动报》甚至公开宣称：“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战争。”（注：迈克尔，前引书，第46页。）在各种要求与德国和解的主张中，激进党人保罗·巴斯蒂德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在4月4日法国《电讯报》上撰文指出：应该趁着目前纳粹革命只是关注内部事务，还未扩大到国际事务时立即与德国开始外交谈判，因为此时希特勒政权由于内部斗争的艰巨，必定需要国际上的和平，所以此刻展开谈判是恰当其时（注：迈克尔，前引书，第14页。）。4月6日，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在众议院呼吁：“我们应该同希特勒做斗争，但我们应该务必使法国不要被民族主义牵着走。”“当前欧洲和平的最大危险就是德国的重新武装及其可能带来的全部后果。在此时此刻，我请求你们，克制自己……和平以及对和平的期望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注：斯科特：《反希特勒联盟》，第102-103页。）此外，法国驻德大使的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尽管弗朗索瓦·庞塞的报告往往措辞含糊，甚至前后矛盾，但总体上讲他是支持与德国达成和解的。如他在2月1日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就曾反对法国政府对德作出过激反应，他在报告的结尾还着重指出，法国“没有必要丧失冷静”，法国应该避免给希特勒强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爱国情感提供机会（注：《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1辑，第2卷，第553 页。）。5月23日，他再次向政府建议要趁德国国内混乱， 应抓紧时机与德国谈判，以“获取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得到的（安全）保证和让步”（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弗朗索瓦·庞塞的看法在国内当权者中不乏呼应者，甚至达拉第总理私下也曾对英国驻法大使表示说：如果不是国内存在反对力量，他真希望亲自访问柏林，坐下来与希特勒面对面地进行会谈（注：斯科特：《反希特勒联盟》，第127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 法国是不可能对德国采取什么强硬措施的。
    总之，1933年初法国对于希特勒在德国获取最高权力一事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并非毫无警觉，然而，由于国内经济问题的困扰，以及部分法国人对法德和解抱有的幻想，制约了法国外交行动的方式和力度，导致法国政府最初没有选择重整军备以应付德国的危险，而是采取了“冷静而理智”的政策。虽然法国政府当时在具体问题上也做了一些微调，如1933年2月11日批准了法苏互不侵犯条约， 但是总体上并未在希特勒上台后在对德政策上作出根本性的调整。事实表明，法国国内状况束缚了法国的手脚，使它无法在处理国际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就像法国总理达拉第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国防与预算平衡是密不可分的，当国家财政陷于混乱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自由而主动的外交政策的。”（注：《英国外交部事务文件：外交部绝密报告与文件》，第2部，F辑，第20卷，第349页。）
    从上述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希特勒上台的第一天起，法国的对德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制约，而且事实上，这种制约随着法国经济的持续低迷一直贯穿整个30年代。随着法国实力的衰落，30年代法国的外交史实际上也就成了法国实力外交的没落史：从日内瓦裁军大会失败到慕尼黑协定的缔结，法国政府作出的任何外交决策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实力削弱的事实。结果，在希特勒发起的一次又一次挑战面前，法国节节后退并最终走上了一条向对手企求和平的绥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