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台湾地区的近代化道路是特殊的，它是“内地化”、“西化”与“台湾特色”的结合①；在政治近代化方面，以“内地化”为先导，仿照大陆建立起秩序的政治统治结构，政治民主化的内容相对缺乏；在经济近代化方面，以“西化”为主，以兴办近代工业为前锋，在贸易强劲的优势下推进经济生活的变迁；在社会价值观上，是“内地化”与“西化”融合于台湾本土中，逐步形成的“台湾特色”。
    本文将探讨1860-1895年台湾地区特殊的近代化道路以及它的成与败，以1860年为起点，是因为从这一年起台湾的基隆、高雄等地先后开港，从此，欧风美雨再难阻隔。而1840年至1860年的20年间，对台湾而言，变化不著。1895年，是割台之年。此后，台湾进入日据时代，近代化的道路有了新的内容，故没有列入本文探讨之中。
    一
    台湾的近代化运动起于外力的冲击和运动。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西方列强相继登陆中国，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②地位逐渐得到重视。清王朝从强化台湾海防出发，陆续选派沈葆桢、丁日昌、岑毓英、刘铭传等得力干员经营台湾，台湾的近代化由此启动。
    台湾的早期近代化是以政治上的近代化为前锋的。由于台湾社会强烈的移垦性质，它的政治近代化首先是仿照内地，建立起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政治统治秩序。这项工作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开山抚番”，扩大清政权在对湾的统治地域和权限。最早在台湾大规模从事这个工作的是沈葆桢。他认为，台湾的最大问题是“官吏所治者祗滨海平原三分之一，余皆番社耳。”③于是拟定开山步骤14事，包括屯兵卫、招垦户、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驿等；抚番计划11项，包括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教耕稼、修道途、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等。④1875年，清政府正式废驰内地民众入台耕垦之禁、沈葆桢等在台官员在厦门、汕头、香港设置招垦局，招募民众免费来台开荒、招垦，并以武力配合，以扩大汉人所据地域。此后，大量大陆移民涌入台湾。据统计，1811年时汉人仅有24万户，不足百万人，到80年代中，汉人有200多万人，到1905年，在台汉人已达290多万人。⑤汉人的大量涌入，加快了台湾地区的开发。在此同时，清朝在台官员还为“番民”设置义学、施以教化，强迫他们薙发穿衣，授产营生，加快“番民”汉化的速度。到70年代中后期丁日昌治台期间，规定《抚番开山善后章程廿一款》，“开山抚番”的规划更为成熟。80年代初，岑毓英推行“改土归流”，熟番正式划入汉籍，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完成了重要一步。1883年，刘铭传入台，加强对“生番”的教化，在1886年到1887年，后山各路招抚“番社”部落218个，前山各路招抚“番社”部落260个⑥，东西海岸终于连成一片。“开山抚番”有一定的武装拓殖色彩，它扩大清王朝在台湾的有效统治地域和统治权限，部分消除西方列强侵犯台湾时所籍的“番人生事”借口⑦。对台湾本身而言，无疑是台湾地区近代化的第一步。
    第二，行政区划建设，确立台湾社会的政治统治秩序。台湾本属福建省内的一道，下辖一府四县两厅。行政管理松驰、放任。随着“开山抚番”的进行、清王朝在台统治区域日益扩大，尤其是台湾在海防战略中地位的提高，台湾地区的行政区划也多有调整，1886年，刘铭传“奏陈建省设官方案”，1887年，台湾建省⑧，下设台北、台湾（今台南）、台南（今台东）三府，县厅也同时扩增，并仿行内地，设官分治，建立起覆盖整个台湾地区的政治秩序。清王朝势力不再局限于西部海岸平原，政治中心也不再限于台南一处，台湾地区开发极不均衡的状况有所缓和，台北、台东政治地位上升，带来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推进了它们及周边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第三，吏治建设，对台湾社会实行有效统治。这一时期，各任在台官员都极为重视建设吏治，但只有刘铭传卓有成效。他不仅秉承大公至诚精神整饬吏治，更采取“官绅合治”政策，重用地方士绅，奠定台湾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6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从移垦社会初步转入定居社会，尚武风气减弱，“文治”思想抬头，地方官员多为科举出生，地方士绅也逐步成为社会领导阶层。刘铭传审时度势，重用地方士绅，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官绅合治”的策略，在台湾初步迈入定居社会的当时，对安定社会，有效推行各项政策起了巨大作用。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台湾地区政治近代化的目标是“内地化”。在此之前，台湾尚属移垦社会，在社会结构上，以高度的地缘为聚合，台湾民众分汉番，汉人分漳泉；在民众风气上，推崇强悍健斗；在人口数量上，男多女少，游民众多⑨；这种种特质决定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的动荡、混乱。经营台湾的各任清王朝官员，主要都是洋务派，他们在这个时期，对西方诸国的政治秩序和架构，反对的多，认识的少，向往的更少。因此，他们在几乎空白的台湾地区建立政治秩序时，更多地是模仿内地，但是，毕竟已有了东西文明的冲撞，在台湾确立的政治秩序虽然是“内地化”的，有封建专制的一面，但却没有内地那样深厚的腐败、没落性。当然，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化对于刚刚脱离野蛮的移垦阶段的台湾社会而言，尚属为时过早。
    台湾地区政治统治秩序的确立，促使台湾社会转向了定居性的秩序社会，这是台湾地区经济近代化的必要前提。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社会新秩序的确立，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使它与中华文化连成一体，对未来台湾社会的走向影响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台湾地处“东海之滨”，台湾海峡每年有半年因东北季风不能与大陆通船（注：指木舨船），台湾地区与中央联系极不方便，中央政权赋予台湾地方政府有应付特殊情况的自主权。在这种形势下，19世纪中叶经营台湾的洋务派诸人（沈、丁、刘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可以有比内地更多的作为。这种作为充分体现在台湾经济近代化进程中。
    台湾的经济近代化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器械、经营方式，按照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模式，逐步兴建了一批近代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并将这种近代性质渗透于贸易部门和农业部门，改变着台湾的经济面貌。这项工作以刘铭传专政时期（1883-1890年）最为兴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