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兴办近代工矿事业。（一）工业。台湾地区兴办近代工业从军工开始。70年代中，负责台湾防务的沈葆桢为防御日本的侵扰，曾雇佣洋匠在台南设立火药局修理军械。1886年刘铭传主政时期，在台北创设台湾机器局，它拥有厂房117间，1888年扩建，有工人100名，聘请德国人步特勒为监督，购买外国原料和机器，仿造枪炮子弹，是台湾近代军工企业的典型。（二）矿业。70年代中，为了向闽、台两地军工企业（主要是福州船政局）提供能源，沈葆桢主持创办台湾最早的煤矿--基隆煤矿，它聘用英国工匠，用新式蒸汽机凿井采煤，是中国第一座西法开采的矿场。刘铭传主政时，曾采取让商人张学熙承办的方法，后又改为官商合办，大量任用洋员，仍然未能挽回已转入败况的基隆煤矿，1893年该矿停废。它的经历是台湾近代工矿企业的缩影。这一时期，兴办的新式工矿企业数量不多，主要是官办，集中在军工成为军工服务的事业，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式近代企业。民用工业极少，多是一些引进机器生产的制糖、制茶企业。其中有官办的如刘铭传设置的脑磺总局。以新法熬制樟脑，年获利3万余两（白银）；有商办的如富商李春生的新法焙茶，沈鸿杰采德国机器创设的新式糖厂等等。民用工业的兴起主要在日据时代。然而，颇具规模的近代工矿企业和少量的民营、民用工业毕竟给台湾带来了崭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以及通过它们所传载的西方近代文明。
    第二，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和初具规模。（一）铁路。台湾地区铁路的铺设首先是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70年代中，日军侵台，丁日昌为调兵方便首倡在台铺设铁路。80年代中，刘铭传经营台湾，视铁路为国防手段，1887年，正式奏请中央在台湾修筑铁路。同年，主持开凿基隆至台北的铁路。该路全长600余里，以官督商办形式开展，采取“逐段竣工、逐段营业”的方式，以期尽早利用铁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减轻民众负担，方便和繁荣地方。基隆--台北铁路的铺筑虽然缓慢，但是，它是当时中国最早铺筑通车的铁路之一，所受阻力远远小于同时期的大陆内地，即使是大陆最开放的城市上海，亦有拆除已筑成铁路闲置不用的记录⑩。（二）新式航运业的开发。台湾通过台湾海峡与大陆相连，旧式木船局限太大。随着台湾海防地位的提高，用蒸汽带动的新式轮船在这个时期迅速成为联系台湾与大陆的主要航运工具。中法战争前后曾有一段兴盛，来往船只有闽局所制的永保、琛航、万年清等号，也有外国轮船尤以英船居多。主要开辟有两条航线。一是厦门至台湾安平，一是福州至基隆。1886年，刘铭传曾派员募集侨资成立商务局，经营航运业，与大陆的招商局和外轮竞争，但都失利，往来两岸的船只受到影响，大大减少。（三）邮电通讯业的建立。台湾地区因山地、丘陵广布，地形条件复杂，各地往来联系极不方便。70年代中，沈葆桢与李鸿章等曾奏请创设电报局。1886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在全岛及对岸的福州架设电线，同时创设电报学堂，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这个时期，近代邮政业在台湾也迅速兴起和发展。70年代中期，在台北出现民间自设邮局。1888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置邮政总局，直辖巡抚，下设“正”、“腰”“旁”各类分站（11），联络各地。刘铭传主政台湾时，台湾地区还发行两类邮票，一是公用的台湾邮票，一是私用的邮票商票（12）。显然，铁路运输、新式航运、邮电通讯等近代交通事业的兴办和初见规模，将整个台湾地区真正联系起来，深刻改变着台湾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面貌。
    第三，对外贸易的强劲发展。洋务派诸人在台以西方模式推动台湾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它的主要领域在工矿事业和交通运输业方面，而经济近代化的成果，却以台湾对外贸易的强劲优势直接引起时人瞩目。1860年，台湾地区由南至北。有高雄、淡水、台北等四处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来台通商，并在口岸泊舰，台湾门户从此洞开，对外贸易难以逆转。据统计，19世纪后期，每年至少有千艘帆船进出台湾各港（13），可窥当时贸易盛况。台湾为海岛型经济，通商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繁荣的命脉。“自信史时代起，台湾的产业结构便有极强的输出倾向”（14）。海运、贸易一直是台湾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经商经验和意识，商人的同业组织“郊”在社会中占有较高地位。在西方列强涌入之前，他们多与大陆以及南洋从事贸易活动，互补所需。随着近代西方诸国的接踵而至，以对大陆贸易为基础的商业组织北、南郊走向衰落，台湾原有的贸易架构受到巨大冲击，经商传统和规则却保留下来。尽管台湾与西方各国的贸易是不平等的，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台湾的出口产品被迫随之起伏，损失巨大。但是，台湾地区仍然能够倚仗着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不平等的中外贸易中表现不凡。据统计，1818年，台贸易总值203万海关两，到1894年，台贸易总值已升至1270万海关两（15），增长迅速，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23省中唯一有贸易顺差的一省。台湾进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远高于内地，达7.99%（16）。台湾地方尤其是台湾居民对外贸易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台湾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茶、糖、樟脑等经济作物，多销往欧美。仅茶叶贸易一项，在1888-1895年间，每年就平均达2千万磅（17），为台湾北部带来相当财富。台湾的樟脑产量占全世界的70%-80%。60年代，清政权一度欲实现樟脑专卖，在西方压力下被迫废止。樟脑出口盛时如1891-1894年，年平均外销量达4，439，685磅（18）。可见盛况。这一时期，樟脑输出主要受外商胁制，否则台地获利将更加丰厚。台湾的主要进口商品除日用工业品、生产器具之外，大宗的进口商品是鸦片等消费品。在1882年到1891年间，鸦片进口一直占总进口的第一位，每年平均占进口贸易额的77%，在1882年竟高达85%（19）。台湾进出口贸易的兴盛与在台湾政权的鼓励和支持密切相关。刘铭传主政时，为鼓励对外贸易，创设通商总局（20）；为整顿茶叶生产组织，令台茶集散地的大稻埕各茶行设茶郊，以开拓外销市场（21）；为提高樟脑产量，设脑磺总局，以新法熬制樟脑（22）等等。
    进出口贸易的兴旺，还带来了台湾地区经济生活的变化。早期买办制度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先后在台湾开办有几十家洋行，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21家（23）：清王朝在台官员没有能够进行有效抵抗。在洋行贸易中形成了买办阶层，他们一般直接隶属于各大洋行，从洋行取得贷款后交给妈振馆（24）或“郊”行，或者直接交给茶馆，让这些部门行业去收购茶叶等出口产品，坐收渔利。买办的活动，将更多的台湾民众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出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当中。洋行贸易的盛行，增强西方势力对台湾地区贸易活动的控制，台湾地方政权的贸易收益大大削弱，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地方财政困难重重，不利于台湾官方发展和扩大近代工业的各项事业。
    第四，农业领域的近代化措施。台湾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是茶、糖等经济作物，然而，从事这些经济作物种植和加工行业，生产技术并没有显著提高，在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方面，经济近代化体现得非常有限。只是在商人和生产者之间出现预先借贷资金这一具有近代色彩的借贷关系。农业近代化改革主要表现在1886年刘铭传开始实行的“量田清赋”上。此项政策放松对茶、糖农等的课税，有利于扩大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它改变“一田二主”状况，“确定小租户的业主权，承认大租权的存在”，（25）加强官府对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实行新的田赋政策，增加官府的财税收入。经过此次田赋改革，田赋收入年增加49万多两（26），缓解在台清政权的财政压力，为他们推进各项近代事业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因此，田赋改革是台湾经济近代化不可忽略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