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简称各省代表会，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创立起来的全国反清同盟组织，是独立各省为尽早确立共和政体、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而组建的一个过渡性联络议政统一机构。它起初纯由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组成，不久未独立省份谘议局也有代表参加，因此具有临时国会的性质。
    1911年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首先在上海宣告成立。其后又迁汉口、南京，几多波折，历经磨难，终于议决临时政府的基本组织模式和程序，并就争执最烈的政府设置地点和元首人选达成统一，从而迅捷迎来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代表会仍代行参议院的职权，成为民国第一个议政机关。直到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正式开幕， 这才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毫无疑问，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是辛亥革命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段历史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几十年来，有关论著对此不乏涉及，但大多语焉不详或未作深入的专题探讨，本文拟在这些前辈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所能掌握的史料，试作述论。
    一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从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言，到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从1895年筹划广州重阳起义，到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之役，革命党人前赴后继， 百折不挠，始终高举革命大旗，坚持武装斗争，不懈追求着自己的理想。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部分开明官绅的立宪派，曾经对清王朝的立宪许诺抱有极大幻想，他们既不满清廷的专制集权，同时又反对革命，于是一再采取和平请愿的方式，乞求分享政权。可是昏聩而多疑的清王朝原本就无诚意实现它的诺言。当皇族内阁出笼后，大多数立宪派人这才如梦初醒，拂袖而去。立宪派与清廷亲贵集团矛盾的加剧和裂痕的扩大，致使后者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困境，客观上也就为革命提供了便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于掀起全国性的革命风暴。继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独立后，11月3日，上海又举义旗， 旋于次日光复。紧随其后，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广东也纷纷宣布独立。短短一个月内，内地18省中已有三分之二脱离了清政府，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必须尽快组建全国统一的新政权。内政与外交，北伐与议和，最终推翻和处置清室，均迫切需要有一个临时中央政府来主持。
    酝酿组建统一新政权的活动，起初是在上海和武昌两地分别进行的。
    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上海的酝酿先于武昌，最早考虑这个问题的是江浙立宪派。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江浙立宪派便开始加紧串联，积极筹划应变措施。上海南阳路（今蓬莱路）上的惜阴堂成了密谋活动的中心，幕后牵线摇扇的军师则是惜阴堂主人赵凤昌。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当日，赵凤昌就召集雷奋、杨廷栋、沈恩孚、黄炎培等于惜阴堂聚商拥袁组阁的办法。他们认为全国人心大变，但“革命军实力太不足”，只有袁世凯“拥有实力”。（注：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62、65页。）10月下旬，在上海活动的立宪派要角林长民，致函原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筹划联合独立各省筹建统一的临时政府。（注：林长民：《致福建父老兄弟书》，《民立报》1912年1月20日。）稍后，随着独立省份的不断增多，江浙立宪派一边打出拥护共和的旗号，一边设法与袁世凯“联络”、“接洽”（注：《赵凤昌藏札》第 107册。 转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9--1050页。），准备为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新政权而呐喊行动。
    正当江浙立宪派在上海秘密筹划之际，武昌方面则率先公开提出了倡议。汉口失守后，武汉的战事暂告沉寂。11月7日，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就组织中央政府问题向各地军政府发出了征求意见电。电云：“现在义军四应，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敝处再四筹度，如已起义各省共同组织政府，势近于偏安，且尚多阻滞之处；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国断不能于一国之内，承认无数之交战团。兹事关系全局甚大，如何之处，乞贵军政府会议赐教”。（注：《黎元洪关于如何组织政府致苏州程都督电》，《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11月9日， 黎元洪再次发出通电，正式邀清独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各省代表“一时未能全到”，旋又再电各省提出变通办法：“先由各省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聘请来鄂，以政府成立”。并告知“敝省拟中央临时政府暂分七部：一内务；二外交；三教育；四财政；五交通；六军政；七司法。其首长之条件，以声望素著，中外咸知，并能出而任务者为必要。”“现除外交首长多数省份已举伍廷芳、温宗尧二君外，其余各首长，应请协举电知。”“再财政首长，敝处拟举张謇”。（注：《黎元洪为请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致各省都督通电》，《民立报》1911年12月2日；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册，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62页。）
    由于芜湖至九江的电缆发生故障，江浙方面未能及时收到武昌发来的电报。此时江浙立宪派又拟订了一个“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他们打算越过各地军政府，趁革命党人正全力争取战争胜利而无暇顾及建设政权之际，抢先在上海成立一个“全国会议团”，以便召集各地立宪派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旧官僚势力，控制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动权。成立“全国会议团”的第一步，便是以各省代表联合发起的名义公开发表一份《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列入发起名单的共有18人，均系当时活动于上海并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除少数革命党人外，大多属于立宪派、旧官僚，而且江浙立宪派明显优居比例。具体名单为湖北的樊云门，湖南的宋教仁，陕西的于右任，江西的夏剑丞，江苏的唐文治、张謇、赵凤昌、庄思缄，浙江的汤寿潜、张菊生、姚桐豫，安徽的江易园，福建的高梦旦，广东的伍廷芳、温宗尧，贵州的汤寿彤，四川的程德全，河南的王搏沙。（注：《赵凤昌藏札》第107册，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52页。）名单未将沪军都督陈其美列入，显然是想排斥沪军都督府，以便将革命党人领导的上海置于自封为江苏都督的程德全控制之下。可是要想越过各地军政府而独立发起，尤其是排斥沪军都督府而在上海召开临时国会，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即本身也缺乏足够的号召力。经过反复研究斟酌，张謇、赵凤昌等不得不又调整策略，于是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改用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名义，以向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建议的形式从苏州发出。电文主要如下：
    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