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议方法：各省旧谘议局各举代表一人，各省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以江苏教育总会为招待所，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集议大纲：一、公认外交代表，二、军事进行的联络方法，三对清室的处置。（注：《程德全、汤寿潜致陈其美电》，《民立报》1911年11月14日。）
    11月11日，通电发出的当天，汤寿潜、张謇便来到上海，“拟联合都督府，组成临时政府”（注：转引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6页。）。第二天，雷奋、 沈恩孚、姚桐豫、高尔登即以江浙两省都督府代表的名义，电请各省派代表来沪，“或是电致贵省在沪人士，加以贵处委任”，会商组织“临时国会”，并请公认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注：《江浙两省代表雷奋等致各省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63页。）江浙立宪派、旧官僚其实很想在上海组建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上海难与武昌竟争。作为首义之地，武昌已被中外瞩目，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领导人又正在那里，相形之下，上海不过是响应之区，声望显然不及武昌，因此在13日的内部集会上，他们决定采取主动，“请求各省都督府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注：《赵凤昌藏札》第107册，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50页。）。这一方案，张謇等后来明确称之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注：《张謇等致庄蕴宽密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70页。）
    “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陈其美举双手赞成。一是革命形势需要，“外交内政，均有联合一致的必要”（注：居正：《辛亥杂记》，转见武汉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二是在自己辖区内开会， 对革命党有利。11月13日，陈其美单独向独立各省都督发出通电，电云：
    民军倡义伊始，百凡待举，无总机关以代表全国，外人疑虑，交涉为难。其美承乏上海，地处冲要，东南孔道，饷械根源，外交重任，尤关全局。伍廷芳先生允任外交，经各友邦承认，坛坫有人，全国之庆。其美责重才短，顾此失彼，夙夜惶急，心忧成痗。今接湖北黎都督及镇江林都督两处专电，意谓上海交通较便，组织机关，用为开会之地。闻命之下，距跃三百，亟当遵照办理。用特通电贵省，商请会举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开大会，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如蒙认可，迅请电复，不胜悬盼之至。（注：《沪军都督陈通电各省都督文》，《民立报》1911年11月14日）
    陈其美的这个电文与11月11日以程德全、汤寿潜的名义从苏州发来的电稿，11月14日同时刊登在《民立报》上。陈在电文中没有提及程、汤联名致他的通电，只强调湖北都督黎元洪及镇江都督林述庆来过专电，他是“遵照”他们建议而提出倡议的。黎的“专电”迄今未能查实，事实上此时鄂沪间的电讯还未恢复畅通。根据当时上海《大陆报》的报道，黎已委派胡瑛、何海鸣来沪，“欲与本埠军政分府商议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事宜，拟请已经起义之处，各派代表前来与会，以便从速成立”。（注：转见《申报》1911年11月16日。）有无专电，内容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陈其美为什么只提黎、林而不及程、汤，因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疏忽，而是一种情绪使然，愤怒来之于江浙立宪派、旧官僚明目张胆地要求取消沪军都督府。革命党人领导的沪军都督府自成立起，就成了这些人的眼中钉，他们借“统一”之名，千方百计要把上海的行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11月初唐文治等上沪军都督府的公开书，就是其中的一个阴谋。公开书称：“行政事宜，尽可统全省为一致，今苏垣恢复后，各军队及各属士民公推程主持一切，诚足以副全省之望。文治等深知程都督热心国事，锐意改革，旧日各督抚无可与之并立者。上海亦苏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经分立，殊与全省统一有碍”。（注：《唐文治等上沪军都督府书》，《时报》1911年11月13日。）陈其美当然知道对方的意图和幕后主使，气愤之下自然不会提及程、汤自认响应其后。
    将陈其美的电文与程、汤的联名电作番比较，便可发觉彼此的主张确也不尽相同。一、关于会议代表的组成。陈其美主张由独立各省都督府“公举代表”，他电致的就是14个宣布独立省的都督。程德全、汤寿潜的联名电主张各省旧谘议局和现时都督府各派举代表，企图组成混合代表会议。雷奋等通电则干脆不论独立与否，请各省均派代表参加。其特别注明：“以上各省，如有都督府者，均并电都督府、谘议局；无都督府者，只电谘议局”。会议代表的组成，关系到新旧各派势力对会议的控制权问题，关系到会议的性质方向。据代表沪军都督府出席会议的袁希洛回忆：“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后，发起组织各省代表团，商议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陈主张代表由各省都督指派，江苏人士则主张由各省临时省议会或谘议局推出代表，因此两者之间发生了摩擦，进行了明争暗斗”。（注：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6页。）二、设立临时政府还是设立议会。陈其美倡议各省派代表来上海“公开大会”是为“议建临时政府”，而程、汤的联名电和雷奋等人的电文只提出“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或组织“临时国会”。主张不同，动机迥然。前者想借沪军都督府的优势，利用在上海开会的便利，把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动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后者欲以在沪组织临时议会先行，以便集合自己的力量，控制会议，造就声势，从而确保对权力的分享。
    尽管以陈其美为首的一部分革命党人与江浙立宪派、旧官僚在酝酿筹建新政权之初存在着分歧，而且这种分歧还渗杂着对上海行政领导权的争斗，但是对外他们的基本立场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争取主动，使上海成为酝酿筹建新政权的中心。经过磋商，江、浙、沪三方不久达成妥协，同意组织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并决定由江、浙、沪都督府先派代表组成。由于各省大多委派已经在沪的名流为代表，故至11月15日已有10省代表报到。这一天代表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正式开幕，议决名称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此同时，湘、赣、粤、桂等省都督府因黎元洪电邀，已派代表赴武昌集议，这样便形成了上海和武昌两个中心。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后，立刻通告到沪各省都督府代表及时参加会议，并“派人到鄂，请其即举代表来沪”。至11月17日，实际与会的已有江苏都督府代表沈恩孚、雷奋，沪军都督府代表俞寰澄、袁希洛、朱葆康，镇江都督府代表马良、陶骏保，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长民、潘祖彝，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此外，山东都督府代表谢鸿焘、雷光宇正在赴沪途中。（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缘起并连日开会纪要》，《民立报》1911年11月18日。）
    11月17日，上海方面得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早就有过请各省派代表赴武昌商组临时政府的通电，但仍认为代表会议应的上海举行，并经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决议，致电武昌：“本会各代表以上海交通便利，多主张在沪开会，倘蒙同意，请即派代表来沪”（注：《民立报》1911年11月30日；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台湾星书店1962年版，第34页。）但是武昌方面十分坚决，黎元洪连发函电，催促在上海的各省代表迅赴武昌，认为“大局初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武昌系首义之地，政府设此理所当然。（注：高劳：《辛亥革命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7辑。）鉴于武昌方面的强硬态度，11月2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又公议决定：“认鄂军为民国中央军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统筹全局，划一军令。其中央军政府组织，请贵都督府制定。”（注：《浙苏鲁闽湘沪都督府代表致黎元洪、黄兴电》，《民立报》1911年11月22日；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42页。）而对武昌方面会议迁鄂的要求则不置可否。其实，上海方面仍想采取“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方案。
    这一方案同样遭到武昌方面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既认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90-391页。）为了阻止沪上方案，实现府、会统一，他们特派居正、陶凤集顺流东下，欲与在沪各省代表直接接洽沟通。与此同时，谭人凤等14位革命党人也从武汉发来联合专电，希望沪上革命党“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注：《民立报》1911年11月30日。）
    11月23日，居、陶二人抵沪，当即出席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报告来意，力争会议移址武昌，并表示与各代表一同西行。武昌毕竟是“起义首功，同盟牛耳，众意属之”，（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缘起并连日开会纪要》，《民立报》1911年11月18日。）况且，府、会分离也确实不便。争论的结果，上海只好退让，同意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要求“沪上仍留通信机关”。（注： 《联合会代表之行动》， 《民立报》1911年11月29日。）两天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正式议决：“各省代表赴鄂，宜各省一人留沪，赴鄂者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注：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43页。）于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便一分为二，多数代表赴鄂，仍以原来的名义继续开会，少数代表留沪，上海仍保留着一个留沪代表机构。这样的格局便为以后的争执再起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