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制海权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人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意义，是缺乏深刻认识的。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人已经认识到了“洋面水战”为西洋“长技”。可是，“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专守于陆。”〔1〕到19 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更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主张水陆之防不可偏废。如两江总督李宗羲乃陆防论者，虽主“尤宜急练陆兵之法”，但认为“仍以水陆兼练为主。”〔2〕 李鸿章是海防论者的代表人物，在这次筹议海防的复奏中，他提出三项建议：其一，“若外洋本为敌国，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其二，“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最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其三，“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皆水深数丈，可以停泊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洋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3〕 李鸿章主张置备外洋水师铁甲船，以“为洋面游击之师”，比“专守于陆”自是很大的进步，但他所设想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4〕， 即专“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纯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改守势而采取攻势运动者，是刚从国外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1879年秋，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提出：“求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刘、林的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使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大步。李鸿章屡次致函总理衙门，力请速购铁甲等船，庶几“进可战，退可守”。并称：“正值海防吃紧之际，倘仍议而未成，历年空言，竟成画饼，不特为外人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窃为执政惜之！”〔5〕当时，向国外议购船只， 那些“利于守而不利于战”或“不能出洋交战”〔6〕之船，开始不再受到欢迎。甲午战争爆发后， 连文廷式这样的文官也认为：“洋人用兵，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指斥“借口防守，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洋面与倭决战。”〔7〕这说明当时一些清朝官员已比较注意制海权问题， 突破了消极防御的海岸守口主义。
    但是，传统的观念具有惊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丁汝昌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整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8〕日本在丰岛袭击中国军舰后， 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9〕但李鸿章皆未予采纳。 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在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却比较薄弱。在挑起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也是认识不足的。当时，以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认为：“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哉。”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注意。最先提出海权问题的是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他在一次列席内阁会议时，曾针对川上操六等人的“陆军万能”论，提出反驳说：“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疆之邦。……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并进一步建议：“现下时局如此，我海军所取之方略，宜先谋前进根据地之设施；基于此项根据地，按诸敌海军游弋面，扩大我海军活跃范围，迫近敌国要地而占据之，加以防御及其他必需之设备。夫如是，我根据地既固，足以对敌，然后始可出动陆军，着手运输，借期兵站联络之安全，陆上作战之推进”〔10〕。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事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陆统筹兼顾的全面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内容包括：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舰队受挫，制海权归于中国，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11〕。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尚未打起来，而仅从海军战略的制订来看，胜负似乎已见分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