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1947年，港英政府和澳葡当局就已开始考虑他们在港澳的命运和前途了。他们认定：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而他们在旧中国依不平等条约之“法”、之“理”割、租港澳的历史，绝不可能在以捍卫中华民族利益和尊严为己任，从未屈服过外来势力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继续下去。当时的国际舆论，也大多认为中共会乘胜解放香港、澳门，港、澳之“失”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因此，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开始准备应对之策。
    其中，港英政府采取“文”、“武”两策来应对香港之“变”。一是“民主拒共”。港英政府于1947年7月到1949年6月间，“开快车”出台了一个旨在使香港社会走向“港独”式自治道路的“杨慕琦计划”，即通过建设有限度“直选”的市政会来实现“还政于民”和“非殖民地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样，一旦香港有“难”，便可以像英国在二战后处理其他殖民地那样尽可能地保持控制力、影响力的前提下“光荣撤退”。二是“武装保卫香港”。1949年1月，英国国防部、 殖民地部和外交部联合拟定绝密文件《香港紧急防卫计划》。之后，英国内阁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增兵香港的问题。9月， 英国援军陆续到达香港，总兵力达到4个旅。与此同时，葡萄牙也派兵增援澳门， 葡军舰日夜穿梭于湾仔海域。一时间，港澳风声鹤唳，剑拔弩张。
    然而，出乎英葡意料之外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却按兵不动。
    在粤港边界，解放军四野一部攻占深圳后，中国政府为避免无谓纠纷，严禁野战军驻防边境线上，而另派保安部队一面维持边界治安，一面监视英方行动。
    在粤澳边界，也是如此。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何没有乘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之机，一鼓作气解放港澳？是什么原因呢？
    秘而不宣的特殊政策
    如今，人们都知道，对香港、澳门这两大历史遗留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暂时不动”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但是，这一特殊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始终处于“秘而不宣”的非正常状态。1978年以后，随着港澳回归祖国这一和平统一工程的正式启动才逐步走向公开化，为外界所知晓。而且，“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也是后来归纳的。
    新中国对港澳的方针，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鉴于港澳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特殊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在主客观条件成熟的条件下予以特殊处理。也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要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的情况下，用“适当的方式”予以“一揽子”解决。早在1949年1月，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党中央在此虽未明确指出港澳这一特殊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解决，但实际上港澳问题属于上述的后者，对港澳政策已有了“腹案”。周恩来后来也回忆说，“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461页。）
    二是从战略上考虑。面临国内国际的严峻考验，新中国在国际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亦即毛泽东所说的“另起炉灶”，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特殊组成部分的港澳问题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考虑。“暂时不动”港澳，保留港澳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联系的“桥梁”，无疑比用武力收回港澳更明智，也是利大于弊的。此后不久，米高杨代表斯大林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透彻地阐释了对港澳战略决策的立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由于“弹性”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新中国的对港澳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传达“暂时不动”港澳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意向。其实，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些敏锐的政治倾向明显的港澳进步报刊，已捕捉到中共“暂时不动”港澳的讯息，并作了多方报导。如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题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说：“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至于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5月6日，《文汇报》在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中进一步分析新中国的对港政策的动向。指出：“香港正际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这需要英国和香港当局的努力，一方面站在平等的立场来重建外交关系，一方面认清在远东美英利益的分歧，摆脱美蒋挑拨离间，如果英国政治家不善于把握时机，机会将稍纵即逝。”对这一讯息，英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此乃“维持香港现状”的惟一契机，不能错过。因此，10月1日新中国一成立，英国就决定“率先承认”，从而为新中国坚定实施“暂时不动”港澳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铺平了道路。
    与英国人相比，葡萄牙人则显得比较迟钝，仍跟随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新中国，甚至在边界挑起事端。在中国军队成功地粉碎了澳葡当局的武装挑衅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并没有趁势收回澳门，仍然维持澳门现状。关闸事件的和平解决，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短期内不会收澳门和香港。
    当然，新中国“暂时不动”港澳，不是无原则和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港澳，只能作为经济城市存在和发展，而不能成为西方的“反共基地”和“和平演变”的前进基地。对这一点，新中国是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的。并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这也就是香港的“港独”和澳门的“澳独”势力从来不成气候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