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统一祖国契机出现与港澳问题的成功解决
    在推进祖国统一的道路上，先台湾后港澳，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奉行的一项战略方针。但其发展的结果，却是先港澳后台湾。
    历史进入70年代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中美、中英关系亦随之逐步改善，出现解冻和解的势态。1972年3月8日，中国政府严正声明：“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于6月15日通过决议， 向联大建议从上述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1月8日，第27届联大通过决议， 正式批准该特委会的报告，确认中国对港澳问题的立场和要求，排除了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港澳问题的可能性。从而，制约港澳问题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格局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变化，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港澳问题，实现港澳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4年葡萄牙“四·二五”革命后，新政府宣布“非殖民化政策”，放弃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承认澳门主权属于中国。1975年底，葡萄牙撤走了驻澳门的军队。经谈判，中葡两国政府于197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就澳门问题达成默契，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革命后的葡萄牙政府对澳门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友善态度，为后来澳门的回归谈判和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此间，与明智的葡萄牙人相比，英国人则显得有点食古不化。随着“九七大限”的临近，港英政府承受着前途不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忧虑重重。1979年3月，第25任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 在与邓小平会见时，直接要求邓小平对香港“九七”前途表态。
    邓小平抓住7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有利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有利契机，适时地把港澳问题提上具体议事日程，将构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扩展到解决港澳问题，为港澳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打开了思路。198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广东、 福建试办经济特区时，结合台、港、澳的前景与中国的未来，进一步讨论了解决台、港、澳问题的方针。1982年1月， 邓小平在会见海外学者李耀基时评论叶剑英《告台湾同胞书》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注：转引自李家泉：《“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1987年3月30 日《瞭望》周刊海外版。）1984年10月，邓小平在国庆节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澳门观礼团成员时，指出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将与香港问题一样，以同一方针解决。
    由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台湾问题上迟迟没有取得预想的突破性进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把“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突破口定位在条件相对成熟的港澳问题上。
    实践表明，党中央的这一战略决策是及时的、正确的、成功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先从香港问题取得突破后，紧接着又顺理成章地解决了澳门问题。
    改革开放的内地与再振雄风的港澳
    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很高。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前，人们在分析影响港澳经济的外部因素时，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西方因素特别是美国因素放在首位。如香港，就素有“美国打嚏，香港感冒”之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和“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中国因素”对港澳的影响与日俱增。蓄势待发的港澳各行各业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利用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再振雄风。
    改革开放，使中国认识了世界，也使世界认识了中国。
    在中国与世界相互认识的过程中，港澳作为中国与世界最重要的交汇点，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西方社会看来，香港与澳门仍属于东方，是通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主要门户和枢纽，但又具备他们所需的文化气氛、经营环境和高效率的服务设施；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港澳是中国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窗口。因此，港澳不仅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军中国市场的先驱和前沿阵地，而且成为中国大陆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引导者和瞭望台。
    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是从广东、福建开始的，是以建立经济特区为先导而展开的。当时，党中央之所以在广东、福建设立特区，也主要是基于广东临近港澳，福建面临台湾，“是我国的南大门和主要侨乡，战略地位重要，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在政治上，也有利于稳定港澳人心，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这一战略考虑的。
    内地改革开放潮起，港澳资本就捷足先登，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快速拓展中国市场。港澳还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良好环境，成为欧、美、日等国际资本推进中国市场的前进基地。当时，欧、美、日等国际财团尽管都纷纷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策划对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投资，但起初多以试探观望为主。地处中西两种经济体系交汇点的港澳，于是自然而然地被作为这些财团设点探路、拓展中国业务的基地。
    作为两岸三地的中转站，港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到大陆投资的台商，鉴于台湾当局的种种限制政策，多以港商或澳商的身份登记注册。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强劲迅猛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大宗经贸合作，也主要在港澳的中转下进行的。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来自海外的对华直接投资中，来自港澳的部分占六成以上，港澳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根“台柱子”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以致一些俄罗斯学者在比较中俄两国改革成效时，常感叹中国有三样东西是他们所缺的，一是世纪伟人邓小平，二是港澳，三是海外华侨。
    在内地改革开放大潮的激荡下，港澳经济再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香港在继续保持其国际经济中心地位的同时，困难重重的制造业喜遇出路，重现生现，贸易、金融、服务、旅游等行业蓬勃发展。原来基础薄弱的澳门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澳门开始从赌城向工业城转变。与此同时，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的观念更加炽热昂扬。内地每发生一次自然灾害，港澳同胞总是最关切，捐款最多，对内地的经济和教育建设也是热情有加，慷慨援助。
    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蓬勃发展，为港澳的回归和稳定、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同样，港澳的相继回归和稳定、繁荣，不但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也为中国内地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