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特殊处理和特殊政策，因长期处于秘而不宣的非正常状态，不为外界知晓和理解，曾一度受到包括中共党内少数同志在内的一些国内外人士的批评和责难。他们认为，矢志“为中国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是“投降主义”，是“胆小鬼”的表现。1959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注：转引自余绳武、刘蜀永：《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 页。）1960年，党中央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注：转引自马洪：《怎样利用香港经济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39期，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5-16页。）1963年，中苏论战之时，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国人民在对待港澳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的存在”。对此， 中国政府不得不打破沉默， 于1963年3月8日发表声明，第一次公开对外阐述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战略决策和基本原则。针对美国共产党的责难，郑重指出，“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无论如何是安不到我们头上来的。”用“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来“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港澳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社论。）
    不断运动的内地与稳定繁荣的港澳
    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特别是在对待港澳问题上，无论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党中央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奉行“暂时不动”港澳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从而为港澳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震惊中外的1958年“金门炮战”中，毛泽东目光注视着台湾的同时，还充分考虑到英国人在香港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向彭德怀提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 册，第343页。）
    内地政治运动兴起后，中国政府仍然非常关注香港、澳门的稳定，尽力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港澳。“文革”初期，发生了香港“五月风暴”；与香港“反英斗争”相呼应，北京的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 由于毛泽东、 周恩来的极力干预， 香港只是出了几个月麻烦，1967年底即“平静下来”。事隔几十年后，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在香港“曝光”了这一“内幕”：“在纯粹是内部冲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某种程度上仍能控制红卫兵。你们可知道在1967年是周恩来在最后一分钟才阻止‘四人帮’派军队进入香港吗？你们可知道，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中国一直对大批移民进行严格的自我控制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政府的严格命令守卫香港的边界，维持了香港的稳定。”（注：鲁平：《在香港五大商会午餐会上的演讲》（1994年5月6日），《今日港澳》1994年第7期。）
    对于发生在港澳涉及中英、中葡关系的政治敏感问题，中国政府始终奉行“不直接介入或干预”而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的正确政策。无论是“两航事件”（1949-1952年）、“永灏号事件”（1951年），“司马文森事件”（1952年）、“中华中学事件”（1958年）、“人造塑料花厂事件”（1967年），以及牵扯台湾方面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和“九龙及荃港暴动事件”（1956年），还是澳葡当局的所谓“澳门开埠四百周年庆典”纪念（1955年），镇压澳门同胞罢工罢市和示威游行（1966年）等行径，中国政府虽然表达了高度的关切和强烈的义愤，但这种反应只限于外交途径的严正抗议和舆论的“口诛笔伐”，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更没有直接卷入激发矛盾。
    不仅如此，为了港澳的稳定和繁荣，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哪怕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动乱时期，内地一直持续不断地向港澳供应大量廉价的生活必须品和生产原料，有力地保障了数百万港澳同胞的安居乐业。周恩来曾多次指示，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注：转引自马洪：《怎样利用香港经济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39期，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5-16页。）1962年，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国铁道部和外贸部共同筹建了“七五一”、“七五三”“七五五”三趟快车。这三趟快车，按照“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原则，几十年来风雨无阻、源源不断地向港澳运送鲜活商品。可以说，港澳的副食品“历来绝大部分依靠内地供应”。而且，每当港澳遇到困难，总是祖国最先向他们伸出热情之手。世界能源危机时，内地及时增加对港澳石油产品的供应；香港缺乏淡水，党中央一声令下，滔滔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流到香港，即使是广东大旱之年，对港供水也未见减少。
    由上可见，香港、澳门二战后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于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之林，原因固然很多，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与新中国“暂时不动”港澳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英明战略决策紧密相关的，是与中国内地的长期稳定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