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丰岛海战， 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中国海军的一次突然袭击。这只是一次小海战。由于从此中国海军自动放弃了制海权，因此制海权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日本的手里。
    其实，对中国海军来说，并不是毫无战胜日本海军的可能性。首先，从整体上看，中国海军占有一定的优势。若能将中国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编队，中国海军即具有较强的攻击力量，有利于掌握制海权。日本大本营在制定作战方针时，即“鉴于清国四水师不仅舰艇只数及吨位均凌驾于我海军，而且北洋水师实际拥有优于我军的坚强舰只”，所以颇有“胜败之数难以预料”的顾虑。在清朝官员中，也不是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早在6月间， 驻朝总理商务事宜的袁世凯即提出：对日本“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12〕驻英公使龚照瑗进一步向李鸿章建议：“若有战事，必先在海面。我胜则不患倭不退，否则运兵饷必阻截。如真开战，度倭力势不能遍扰南洋海口，乘战事未定，将南洋得力各兵轮酌调北听差，以壮声势。”如果当时清廷执政大臣采取以上策略的话，那末，北洋不仅守口有余，且可编为数队，近则游弋黄海，远则径窥日本海口，进控朝鲜的西海岸，完全掌握黄海的制海权，这对日本的侵略计划来说，必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然而，李鸿章却认为：“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13〕枢府诸臣更是昧于外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方针及主攻方向，不但下令调拨南洋数船分防台湾，而且还想从北洋抽调军舰赴台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只能以“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14〕了。
    其次，只要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靠北洋舰队本身的力量，也不是不能克敌制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如果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以中国军队控制的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渤海出海口基地为依托，及时捕捉战机，给敌舰队以沉重打击，从而获得黄海制海权，是有成功的希望的。但是，从战前看，李鸿章即倾向于守势，甚至盲目自信：“就现有铁快各船，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15〕及至日本挑起战争后，他也并未改变这一方针。丰岛海战的第二天，丁汝昌曾率10舰由威海到朝鲜近海追击敌舰，但只到白翎岛停泊了几个小时，又在汉江口外巡游一遍就返航了。丁汝昌为此受到各方的攻击，此皆由于不了解个中底细之故。原来，李鸿章很不放心舰队出洋作战，因为他认为“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16〕他仅是把海军看成是一种威慑力量，只期“作猛虎在山之势”〔17〕，即使游弋渤海内外，也“不过摆架子耳。”〔18〕他始终认为：“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此，制订了“保船制敌”之策〔19〕。丁汝昌率舰出海前，李鸿章特别告诫他说：“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20〕丁汝昌虽心中“愤慨无似”〔21〕，但不敢违抗命令。从战争一开始，北洋舰队就采取了“保船制敌”的错误方针，怎么能克敌制胜？
    复次，在战争初期，对中国方面来说，是有好多次采取攻势的机会的。事实上，7月25日丰岛海战发生后的半个月内，从军事上看， 日本一方面还没有在朝鲜站稳脚步，而往朝鲜运兵又需要海军护卫，所以不希望双方舰队及早决战；另方面，不完全了解北洋舰队的意图，故暂时不敢从仁川运兵登岸，而将舰队的临时锚地设在朝鲜西海岸的南端，以便于进退。所以，从各方面的条件看，北洋舰队在此时采取攻势都是有利的，而且有多种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一）在7月28日以前， 北洋舰队出动，护运五六营陆军从牙山登陆，以增援叶志超军，有可能避免成欢之败；（二）在8月5日以前，趁大岛混成旅团尚未回师、汉城空虚之机，北洋舰队全力进扼仁川港，并护运10余营劲旅登岸，突袭汉城，当唾手可得；（三）即使在大岛混成旅团旋师之后，仍可采用此策，并令进入平壤的四大军同时兼程南进，南北两路进击汉城，朝鲜战局必将因之改观；（四）北洋舰队在此期间可以全队进入江华湾，因日本联合舰队在此处仅有少数舰只往来，且其中多是弱舰，对其发动突然袭击，必可沉其数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由此可见，丰岛海战后的半个月内，正是北洋海军采取攻势的大好时机，而且有几次有利的战机，却都一一错过了，终于铸成了永世难以挽回的大错。
    与中国方面相反，日本大本营在作出对中国开战的决定的同时，即以采取攻势运动为海军的基本战略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明治天皇免去了“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22〕的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的职务，而颁发特别指令，将预备役海军中将、著名的主战论者桦山资纪恢复现职。桦山莅职后，着重抓了三项工作：其一，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桦山资纪上任后，将包括非役舰的主要战舰都编入常备舰队，又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同时，为了舰队的统一指挥，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为联合舰队司令官。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采取运动的需要，将联合舰队再次进行改编，共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其二，谋取前进根据地。在编成联合舰队的当天，日本大本营向伊东祐亨发出了如下命令：“贵司令官当率领联合舰队，控制朝鲜西岸海面，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的方便地区，占领临时根据地。”〔23〕这既是为了掌握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也是为了谋求舰队前进的根据地。丰岛海战后，联合舰队先是以所安岛为临时根据地，不久又北移至全罗道西海岸10余海里的隔音岛。到8月12日，因北洋舰队已不到仁川近海，联合舰队遂又决定北移，以距全罗道海岸马岛镇不远的古今岛为临时根据地。同时，以浅水湾为联合舰队的集合点。平壤战役发生的前数日，桦山资纪命伊东祐亨做好与北洋船队进行决战的准备。伊东认为，为了配合陆军对平壤的进攻，发挥海军的牵制作用，联合舰队有必要将临时根据地再行北移。于是，决定以大同江口南之渔隐洞为临时根据地。其三，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意图，一面以舰队护送陆军至朝鲜登陆，一面“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24〕。从丰岛海战至黄海海战前夕，在联合舰队的护航下，日本陆军分4批运至朝鲜， 从而保证了进攻平壤的日军的兵力输送任务。与此同时，为了牵制北洋舰队，以应援进攻平壤之日军，联合舰队于8月10日对威海卫进行了袭击。此后，日舰又多次在威海、旅顺附近海面停泊、游弋或袭扰，甚至还通过各种渠道散布谣言，制造似将在直隶海岸登陆的假象，使中国方面产生日本“亟欲乘间内犯，以图要挟”〔25〕的错觉。
    日本海军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夺取制海权为目的而进行的。在中国方面，由于海军采取守势，则显得左右支绌，处处被动。本来， 8月10日这天，丁汝昌正率北洋舰队10艘战舰进抵大同江口。恰在此时，日本舰队倾巢出动，对威海港进行袭扰。日舰大队竟直叩北洋门户，朝野为之震惊。李鸿章当即传命设法令丁汝昌速回威海。他致电总理衙门说：“倭乘我海军远出，欲捣虚投隙，已电平壤令丁速带全队回防，迎头痛剿。”〔26〕又恐打到平壤的电报转不到丁手，便雇洋轮“金龙”号驰往送信。13日晨，北洋舰队回到威海。清廷又虑日军从直隶海岸登陆，谕丁汝昌“速赴山海关一带，遇贼截击”〔27〕。李鸿章也向丁汝昌发出电令：“连日倭船廿余只并民船十余，乘虚往来威海、旅顺肆扰，各处告警。并有赴山海关、秦王岛截夺铁路之谣。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28〕丁汝昌先后率队出海游巡4次，毫无所获，中国方面至此才发觉上当。 李鸿章又电嘱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有警则兵船应全出口迎剿。”〔29〕清廷也特谕丁汝昌应在渤海湾内之数处要隘“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30〕。这样，日本海军便轻易地完全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