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丰岛海战后的一个多月内，由于中国海军采取“保船制敌”之策，把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让给敌人，因此处处被动，甚至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而日本海军既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便一面把大量陆军和辎重运往朝鲜，为发动平壤战役作准备；一面封锁大同江口，警备大同江下游，以配合陆军对平壤的进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于是，根据日本大本营所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联合舰队的下一步棋，就是寻找时机与北洋舰队决战了。
    黄海海战后，日军为进一步实施参谋本部的“作战大方针”，决定入侵中国本土。此时，日军已经控制了朝鲜全境。日本大本营最初计划，遣一军“乘势直进入满洲，以经略辽东，向山海关，拔奉天”〔31〕；另遣一军在直隶海岸登陆，“攻其首都北京，以迫使对方签订城下之盟”〔32〕。此计划既定，便开始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但是，欲攻占北京，而旅顺口雄堡坚垒，威海卫又有北洋舰队驻泊，共扼渤海门户，运兵深入渤海实行登陆作战，确有困难。因此，决定先取北洋海军基地之一的旅顺口，俟开春后再越渤海而进行直隶平原作战。于是，一面命海军探测旅顺后路以选择登陆地点，一面开始准备向国外运兵。日本联合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派舰侦察北洋舰队的动静，并测量大连湾至鸭绿江口的海岸，为陆军寻找登陆地点。
    在中国方面，经过平壤和黄海两次决战后，仍沿袭守势战略。当时，李鸿章向朝廷建议：“就目前事务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33〕此建议竟得到朝廷的批准。本来，清军的战略方针是：陆军取攻势，海军取守势，如今则都取守势了。正由于此，从黄海海战到旅顺口陷落，其间为时两月有余，又是毫无作为地打发了过去。
    当然，李鸿章在加强北洋海军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不大。其中最切实的一着，是请求调南洋舰只北上。经过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暂无船可战”，他才不得不转变态度，请旨电饬南洋“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34〕两江总督刘坤一则以“东南各省为财赋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前敌与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35〕为由，要求免派。不久，清廷再次电谕南洋，商调四船北上助战。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又托辞拒绝派舰。这次借调南洋舰只终于未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已无计可施。正当中国方面束手无策之时，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本土之役开始。此时，日本联合舰队根据战局发展的需要，已将全舰队又改编为本队和四个游击队。10月24日，日本舰队及第一、第二游击队，除以二舰驶向威海卫、旅顺口，监视北洋舰队的行动外，余皆停泊于远海，以防北洋舰队来袭；第三、四游击队停泊于靠近花园口的海面，以掩护陆军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岸。在此以前，李鸿章已料到日军将犯旅顺，曾指示丁汝昌：将旅顺进坞之战舰“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还特别嘱以：“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日军从花园口登陆后，他电令丁汝昌：“酌带数船驰往游巡，探明贼踪，同壮陆军声援。”并指出：“如贼水陆来逼，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又叮嘱要“相机进退”。花园口南距旅顺100余公里， 北洋舰队如何能“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丁汝昌怕舰队被敌人堵在口内，提出宜撤离旅顺。李鸿章也怕两艘铁甲船有失，授意说：“旅本水师口岸，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有无敌船，须探明再定行止，汝自妥酌。”〔36〕实际上是同意舰队撤离。由于清政府战守乏策，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大股部队在旅顺后路上岸，“海陆军无过问者”〔37〕。
    根据日本大本营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在攻占旅顺口后，本应实施在直隶平原进行决战的方案。为此，山县有朋曾提出《征清三策》。但是，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加以反对，而代之以进攻威海卫和攻略台湾的新方略，以尽可能避免列强的跃跃欲试的干预。伊藤新方略的基本精神，就是“消灭北洋舰队，控制台湾，以造成有利的和谈条件，并获得割取台湾的‘根基’”〔38〕。准此，日本大本营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并传令联合舰队协同陆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制定了周密的掩护陆军上岸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其中包括《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
    日军欲犯山东的消息传来，清廷谕李鸿章悉心筹酌。当时，因“镇远”舰进威海口时触礁受重伤，它与“定远”舰本是一对姊妹铁甲，作战时必须相互依持，如今伤情既重，“定远”势难独自出洋攻战。而可战的快船也只剩下“靖远”、“来远”、“济远”三艘。这样，北洋舰队采取攻势更无可能了。所以，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提出了“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令其妥筹实施计划。丁汝昌与诸将合议后，制定了一个“舰台依辅”的具体方案：（一）“如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二）“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间，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免敌船驶进口内”；（三）“倘两岸有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惟有誓死拚战，船沉人尽而已。”〔39〕此方案，李鸿章认为“似尚周到”，并得到了清廷的批准。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舰台依辅”方案虽是被迫提出的，却是唯一可行之法。这个方案的头两点尚无大疵，问题就出在第三点上。由于威海陆路失守，“水陆相依”已无可能，港内的余舰很难久撑。北洋舰队终于未能逃脱最后覆灭的命运。
    四
    通过中日海军战略的比较可以看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赢，中国打败，绝非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中国海军却采取消极防御方针，自动把制海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过了许多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慌乱无计，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后来被迫采取以威海基地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向失败。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引进造船工业、创建海军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研究和掌握，成为这场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能不是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