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1日外蒙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前后，由于“外蒙既无公布之官报，又无刊行之公牍”[1]，加以“中蒙地势悬绝，华官被逐后，交通悉断者四年有余。当局之人，狼狈出走。鉴于措施之失败，复讳莫如深，致经过之真相，世所未知之者……盖蒙人不肯自道，我商民之身历其境者，又仅知往事之表面，其内容终不可得”[1]。西方学者托马斯·尤因指出：“历史资料是如此的贫乏和简略，以致我们对这个过程的了解很模糊”。[2]1916年12月9日，中华民国首任都护使兼充库伦办事大员陈箓在《驻扎库伦日记》中载：“本署主事梁鹤年（寿仙）新从京师来，从前久佐库伦办事大臣幕僚，于独立前后情形，知之甚谂。为予陈述始末，编成《库伦独立始末记》一篇，事皆真实”[1]。尤因认为：“梁的叙述是我们研究这个革命的主要材料”。[2]然而，国内外史学界在注重其史料价值的同时，亦为其白璧微瑕所惑，兹予订误，以期正本清源。
    宣统二年春，内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四等台吉、著名马贼陶克陶琥率众袭扰车臣汗部中前旗，掠去华商庆昌玉等六家银十余万两。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遂饬令该旗减成赔银三万两，作为结案。该印官（旺丹多尔济）等始终不肯遵办。三多恐别生支（枝）节，遂取消前议，改为贝子桑萨多尔济及印官旺丹多尔济等名下，共罚银五千两充公，作为报效新政之经费”[1]。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一书转载《库伦独立始末记》时，亦称车臣汗部中前旗札萨克为“桑萨多尔济”[3]。康佑铭先生在将托马斯·尤因《中国边境上的事件：1911年的外蒙古》一文译为汉语时，亦将该旗札萨克译为“桑萨多尔济”[2]，均不确。该旗贝子衔札萨克头等台吉的汉译名应为“桑萨赖多尔济”或“桑萨赉多尔济”[4]。
    “宣传三年六月十五日，藉会盟之名，亲王杭达多尔济（土谢图汗部副将军、右翼左旗札萨克和硕亲王--引者注），二达喇嘛（即库伦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副达喇嘛--引者注）车林齐密特等，调集四盟王公，密议独立之事。全体赞成，署名盖印。越数日，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赛因诺颜汗等，遂密同赴俄京”（第156-157页）。
    此处错误有二：其一，“全体赞成”一语有所夸张。据黄远庸《远生遗著》载：“（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库伦来电……查今夏四部落举行丹书克……彼时各盟密议数次，探得亲王杭达多尔济久怀携贰，蛊惑活佛，密意联俄。赞成者为那木萨赖公（按：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辅国公衔札萨克头等台吉）、三音诺颜王（按：赛音诺颜部赛音诺颜旗札萨克和硕亲王那木囊苏伦），其余喀尔喀四部落王公均不赞成，皆陆续请假回旗，洁身远引”[5]；“七月十六日，特派员文哲珲、陈毅又徐敬熙来电云：……（除杭达多尔济等人外）幸此外王公僧众均不赞成，或见机远遁，或绝不闻知”[5]。1917年3月15日下午3点钟，陈箓曾往访外蒙自治官府的外交衙门长、镇国公车林多尔济，“车林公忽慨然曰：予年十六时，即在章京衙门当差，不图垂劳，忽见此局。总之，独立之局，除杭达多尔济一人主持外，大家一时均如坠入雾中，上下汹汹，如大祸之将临”[1]。托马斯·尤因也说：“他们（按：指杭达多尔济等人）的勇气与在库伦聚会的王公、官员们的踌躇不决，是一个尖锐的对照。后者拒绝参与这个密谋，而且为了避免受到牵连而尽快地离开了这个城市”[2]。其二，1911年7月29日，从库伦秘密起程前往圣彼得堡求援的是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和海山率领的代表团[6]，“赛因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不在其内，应予订正。
    “是年（按：宣统三年）八月中旬，忽由喇嘛圈迤北大道，及东营至西库伦大道，来俄国马步队八百余名，辎重车辆络驿不绝……而由恰克图一带来库之俄兵，仍陆续而至”（第157-158页）。十月初十日晚七时（1911年11月30日），库伦分裂集团向三多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暨马步兵队等，赶速退出蒙境，不准逗留”。当晚，三多即将马、步防营两管带传署，筹商对策。“该管带声称：（清军）仅剩一百三十名，且枪炮窳旧，子弹缺乏。至新练之巡防步队一百名，所用系后膛炮，若与千余名之俄兵，及四千名之蒙兵开仗，惟有牺牲血肉，有何对敌之可言”（第161页）。几十年来，国内外凡言及俄国增兵数额的论著，绝大多数将梁氏之说奉为信史，鲜少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实则有误。俄国向库伦领事馆增兵，是根据1911年8月17日内阁特别会议“立即派遣两连哥萨克骑兵携带机枪加强我国驻库伦领署卫队”的决定而来[7]。9月16日，廓索维慈向清政府外务部宣布：“本国政府鉴于喀尔喀之现状，已决定在库伦领署增卫队”[5]。外蒙宣布独立的次日（12月2日）黎明，三多等人被迫避入俄国领事馆，寻求保护。12月5日，在十余名俄、蒙兵的押送下，率一行共30余人离开库伦北上，12月10日晚上抵达边境城市恰克图，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辗转回国[7]。1912年1月17日，三多在天津《大公报》馆楼上与前来打探外蒙消息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翻译濑上谈话时说：“（俄国驻库伦）领事馆经常驻兵百余名，经常有二百名士兵往来交替，故库伦地区之俄国驻兵，当不下三百余名”，“此次回京途中，曾略事调查，俄国在各要地驻兵情况大致如下：库伦300人”[9]。曾经在俄国领事馆避难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在当时通过调查得来的数字，与梁鹤年5年之后1916年底的说法，孰者更为可靠，不言自明。1926年，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在回忆录中亦云：“当时俄国政府曾暂行议决，供给少数军械与蒙，以作自卫之用，并将库伦俄国领署卫队，加至200人”[10]。虽与三多所云驻兵300人有别，但较梁鹤年所云“俄兵千余名”相去甚远。盖因相隔年代久远，廓索维慈将增兵二百人误作“加至200人”。托马斯·尤因不无怀疑地指出：俄国增兵八百之说“似乎是一种夸大”[2]。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库伦电视局委员顾保恒致邮传部转内阁电亦云：“库领事有兵三百名”[11]。故，俄增兵当为200人左右，与8月17日内阁特别会议决议相符。尽管国内外史学界一直轻信梁鹤年的记载，但亦不无严谨之人，郭廷以先生著《俄帝侵略中国简史》就持俄国向库伦领事馆增兵二百之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