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按：指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行登极礼，……宣布独立，称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以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赛因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副总理……总理车林齐密特兼内务大臣”（第162-163页）。
    此文错误有二。其一，外蒙古宣布独立是十月十一日乙巳（1911年12月1日），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日期不可能在此之前的“十月初九日（1911年11月29日）”，显然为“十一月初九日”之笔误或印刷错误，此点已由台湾学者张启雄先生指出[13]。但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农历和蒙（藏）历不加区别，遂将农历“十一月初九日壬申（1911年12月28日）”作为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日期。事实上，“十一月初九日”并非农历，而是蒙（藏）历纪年日期。早在1911年11月15日，库伦当局即决定摈弃农历，改行藏历纪年[14]。蒙（藏）历与农历纪年不尽相符，时常相差一日，且因置阴历闰月的年份不同，两种历法又时常相差一个月。1911年12月1日外蒙宣布独立之时，农历与蒙（藏）历均为十月十一日，但因为该年农历十月为小月（29天），而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十月为大月（30天）。因此，哲布尊丹巴登极的确切日期为“蒙历共戴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公历1911年12月29日”。此外，国内外众多论著对俄历与公历不加区别，误将俄历12月16日当作公历日期。笔者之一已有另文考证该问题，不复赘述[15]。其二，梁鹤年关于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那木囊苏伦为副总理的错误记载，蒙蔽国内外史学界长达几十年。事实上，1911年12月底至1912年7月，库伦当局并未设置“内阁总理大臣”，车林齐密特和那木囊苏伦自然也谈不上分别担任“总理大臣”和“副总理”之事。由于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副达喇嘛、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在此期间负责“大蒙古国”政府全局事务并兼管黄教，权倾朝野，不明内幕的梁鹤年误认其为“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其实，“总理大臣”一职是在1912年7月上旬始得设置，赛因诺颜部赛因诺颜旗札萨克和硕亲王那木囊苏伦为首任。笔者之一业已对此详细考证，亦不复赘述[16]。
    1911年12月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退出外蒙古后，“越数日，内阁奉上谕：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桂芳未到任以前，先行驰驿前往库伦，查办事件，钦此。驻京俄使库朋斯基密告：此时如往库伦，必有重大之危险。桂芳遂不果行”（第163页）。
    白拉都格其先生《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一文也认为当时毕桂芳担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17]，不确。其一，桂芳当时并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而是科布多办事大臣。宣统三年七月十六日辛巳（1911年9月8日），“命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来京，赏驻海参崴总领事桂芳副都统衔，为科布多办事大臣（未到任）”[18]。十一月初二日乙丑（1911年12月21日），谕内阁：“著派车臣汗部落盟长札萨克多罗郡王多尔济帕拉穆、科布多办事大臣桂芳作为查办大臣，迅速前往库伦，将该处详细情形查明电奏，并将蒙众商民妥筹抚辑，设法维持以保大局”[18]。但由于外蒙古分裂集团和沙俄政府的阻挠，毕桂芳未能成行。十二月初六日己亥（1912年1月24日），内阁代递多尔济帕拉穆等奏：“臣等现经酌定，臣多尔济帕拉穆，拟即请假带同随员、图什业图汗部落三等台吉西尔宁达木登（按：又译希尔宁达木定，生于1867年或1868年，系清代土谢图汗部中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库伦蒙古办事大臣·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第三子公衔三等台吉车林多尔济之子。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库伦办事大臣安德、蒙古办事大臣·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奏请将时年十九岁的‘赏戴花翎二品顶戴、未授职四等台吉希尔宁达木定’在办事大臣衙门印房随同部院章京学习当差，奉旨允准[19]。外蒙古独立后，为哲布尊丹巴八世的亲信，任司法部副大臣，晋封额尔德尼卓囊贝子。1914年11月中旬，接替生病的第二任内务大臣、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毕里克图公爵达喇麻达什扎布为中俄蒙恰克图三方会议首席专使[20]。恰克图会议后晋封额尔德尼卓囊郡王[20]。1921年秋，随同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与签订1921年11月5日《俄蒙友好条约》，并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文稿》和《回忆列宁》误驿其名为“宗万·西尔宁·丹津”[21]），先回蒙古，侦察情形，随时知照。臣桂芳暂行留京，以便日后得信后筹划办法，如遇俄使重有要请，更可探其意向所在，再会同外务部设法与之磋议”[18]。十二月十二日乙巳（1912年1月30日），又谕：“电寄科布多办事大臣忠瑞。内阁代递电奏悉。桂芳现赴库伦查办事件，一时未能到任，阿城关系重要，该大臣务当勉为其难，力疾任事，以固边局”[18]。因办事大臣毕桂芳始终未能到任，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四日丁酉，以新疆库尔喀喇乌苏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右旗札萨克多罗毕锡埒尔图郡王帕勒塔署理科布多办事大臣[18]。当时的伊犁副都统兼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是额勒浑，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丙寅，“调察哈尔副都统额勒浑为伊犁副都统兼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18]。1912年5月17日，额勒浑开缺，毕桂芳才调任为塔城参赞。同日，署理科布多（阿尔泰）办事大臣的郡王帕勒塔被正式任命为阿尔泰办事长官（按：民国成立后，阿尔泰办事大臣改名为阿尔泰办事长官）[22]。
    其二，阻挠毕桂芳和多尔济帕拉穆前往库伦查办事件的并非俄国公使库朋斯基，而是俄国代办世清（又译谢金）。1911年12月，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离开北京，回国述职[10]。1911年12月1日，世清向俄国外交部汇报说：因廓索维慈去度假，他已开始主持馆务[23]。此后一直由世清为驻华代办，迟至1912年4月15日，世清仍为代办[23]。4月中旬，新任公使库朋斯基才到任，4月18日，开始主持公使馆事务[23]。据他1912年4月22日致外交大臣萨查诺夫的电报云：“今天我曾同袁世凯举行第一次会晤”[23]。
    [收稿日期]2000-06-03
    原文参考文献：
    [1]陈箓。蒙事随笔[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五月。驻扎库伦日记（卷2、3）。
    [2]托马斯·尤因。中国边境上的事件：1911年的外蒙古[M].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独立时期之外蒙古。
    [4]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藩部世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