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议会内部正常运转的主要构件，民初政党的这种状况无疑使议会制度的作用受到了极大影响。民初的国会本来就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支撑，其议员又有相当一部分由旧官僚、旧政客蜕变而成，他们与传统的政治、思想、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既缺乏深刻的理解，也无所谓坚定的信念。所以，民国成立不久，国会也变成了这些人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舞台。正如当时有人批评的：“参众两院成立以来，无日不以争意气为事，置国事于不顾，负吾民之重托……月余以还，殊无成绩可言。”[（17）]这种指责或许过于偏激，然而对当时国会中所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却是不应低估的，其所招致的社会舆论的指责，不但严重地损害了国会在国民中的威望和尊严，也为它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抑制袁世凯的权力野心而设立的，其“因人立法”的人治主义色彩相当浓厚。民初的责任内阁制虽然在制约袁世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在袁世凯看来，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一点，对于大半生都在封建王朝中度过，只熟悉集权形式下权力操作方式的袁世凯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他曾在一个公开场合声明：“这个国会不好，因为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和理论的年轻政客们组织起来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也要使一切事情通过立法手续，他们的真正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的民国宪法，但他们在这一方面却全无进展。”他同时指出：“我们的传统习惯和你们（西方）有很大不同，我们的事情很复杂，不能稳妥地接受你们抽象的政治观念。”[（18）]这里的“抽象政治观念”无疑是指西方的“议会式民主”。同样他也对这一时期的政党制度表示了极度的怀疑：“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初造之心，将何以自解？”[（19）]畸形的政党形势和混乱的国会状态不但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且也构成了推动袁世凯走向集权和专制的直接动力。在1916年6月唐绍仪内阁解体时，袁就开始流露出对于责任内阁制的怀疑和不满：“……《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20）无论是个人的禀性还是经验，都决定了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种将其置于一国元首位置而不负任何责任的政体。
    民初政治矛盾激化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民国肇建之后各地的地方独立倾向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北洋政府的统治危机。
    1912年北京政府的成立在形式上标志着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但事实上，这个“统一政权”实际行使的权力范围却是很有限的。直至“赣宁战役”结束以前，南方各省几乎一直处于国民党人的控制之下，袁主持下的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袁曾援引《临时约法》希望得到各省县长任命的最后副署权，但这一要求并没有得到落实；同时他向各省派设特派机构的立法建议也因临时参议院的反对而流产；为了重树中央权威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袁颁布了《省政府组织条例》，但这一方案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抗议[（21）]。地方独立主义倾向给中央造成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财政上的困窘。袁的武力无法控制南方各省，这时中央政府不仅地方解款无望，就连专款也常被截留。财政部长熊希龄民国二年十月报告这一时期财政状况时称：1911-1913年间，中央除不得不代偿各省应摊赔各款7100余万元外，还特别协理各地之款1400余万，代各省还地方债1300余万。当时的中央政府支出除铁道之款另行筹措外，平均每月要2400万，而每月收入却只有1000万，这一收入65%来自盐关两税，而这两项却均为盐税担保，“以还长期诸利息，犹苦不足，更无行政军事之费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无所入，惟仰外债以度岁月”，地方则“又思分中央所借外债之余沥以自活，循此不变，债债相引”[（22）。可以说，终袁世凯政府之垮台，这种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窘态都没有得到改变，走投无路的袁政府“惟以输入外债，以救急需”[（23）]，中华民国成了世界上少有的从一成立就得依赖外债而生存的政府。这种以国家主权为抵押的贷款不但使北洋政府对于西方银行团的依附性日强，也使袁世凯本人遭到了来自南方国民党人最严厉的谴责，南北双方的矛盾也由此加剧并终于导致了1913年间的南北战争。“赣宁战争”虽然是以“宋案”和南方三督的被裁撤为导火线的，但由“善后大借款”而引起的南北冲突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民初的这种地方独立倾向不但和袁世凯的集权思想有着天然的矛盾，而且也的确使袁主持下的北洋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又推动和加速了袁氏的集权进程。审视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北洋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剧的过程正是袁氏逐步走向集权和独裁的过程，这其间的联系绝非偶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袁氏逐步集权，重新转入传统权力体系的过程中，这一时期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层中的传统政治心理和观念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辛亥革命可以在极短时期内结束封建帝制，但2000年皇权专制所造就的政治文化心理却绝不是短期内所能消除的。崇拜政治权威，重人治、轻法制在当时的民众中是有着相当的基础的。以责任内阁制为内容的民主共和制度建成后不久，便不断地受到许多诋毁和指责，这其间固然不乏死抱着旧制度不放的顽固派和为袁世凯摇旗呐喊的鹰犬派，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民主共和的失望以及对新制度可行性的怀疑。连革命元勋章太炎也说过：“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24）]民国初立，人们对它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而革命后长期处于失范状态下的社会秩序却与人们的期望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于新制度的怀疑，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当“二次革命”再起时，人们发现工商两界已失去辛亥革命时那种云起响应的热情，赣宁地区商民“虽未反对，惟无助饷之热心尔”，后来甚至由商会出面，劝讨袁军“让城别走”以求得安宁[（25）]。时仅两年，而社会反应却已变化如斯，其原因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