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初尚未成熟的共和制度以及普遍存在的地方独立倾向使袁世凯主持下的北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也影响了他已经在握的权力的运行，这些矛盾的激化推动着袁氏向着集权方式转化；同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也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
    但是，客观地说，走向专制和恢复帝制并非像人们认定的那样，是一个蓄谋既久，前后相连的必然过渡。在1915年初开始的帝制活动中，除了有袁氏本人对于共和制度动摇的因素之外，国内国外形成的相当一股帝制势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就国内而言，袁克定、朱启钤、杨度、顾鳌、夏寿田、段芝贵、汤芗茗、陈宦等都是帝制活动的中坚人物。尽管他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袁世凯的心思，但我们尚不能断言所有关于帝制的宣传和策划都是出于袁本人的直接操纵，而袁晚年幽居深宫，深居简出，也为帝制派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15年间由袁克定一手策划的假《顺天时报》案及其败露就是一个例证[（26）]。这一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15年前后袁世凯所处的舆论环境以及这一环境对其帝制态度的影响，在整个帝制鼓吹活动中，杨度等一批帮闲文人的鼓噪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15年8月出笼的《君宪救国论》以法理研究的形式反复向袁论述了“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27）]的理由，对于一个没有理论素养的人来说，这种以理论形式出现的东西是尤具说服力的。另一篇由美国学者古德诺炮制的《共和君主论》也与杨文互相呼应，这些文章成了帝制活动的主要理论依据。“二次革命”之后，袁毁灭性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势力，不但袁本人从此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且北洋集团内部的顽固势力，本着“大哥做了皇帝，小弟也挣个将军到手”的目的，开始成了帝制运动的先锋。正如杨度所言：“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只不过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如总统犹豫不定，将来诸将又怎么办。”1915年11月，陈宦受命为四川都督，临行前就“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嗅袁之脚，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此去到死都不回来了。’”张作霖也曾发誓，帝制之后，“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28）]同样，段芝贵、杨芗茗等人在这一时期都是激烈的劝进者。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北洋军人中帝制派的确切比例，但从与袁的关系上看，这些无疑都是对袁最具影响的人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英日诸国在远东地区围绕中国的山东展开了角逐、为了争取袁政府支持，于是各怀鬼胎，以帝制为筹码，开始察颜观色，投其所好，对袁世凯进行笼络。这其间，日公使日置益，顾问坂西利八郎、有贺长雄，英国公使朱尔典，乃至德国公使穆默，美国顾问古德诺，皆“对袁的帝制不仅怂恿推动，而且催促得很厉害”[（29）]。朱尔典曾对袁称，中国君主立宪，“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也绝无损害中国之意，中国现时政府，一国之政，仅系于大总统一身，大总统及时离任，无有能继承其事者，中国大局不堪设想……若早日议决正当君主立宪政体，则与中国人民思想习惯毫不相悖”[（30）]。如果我们把朱尔典的“忠告”与1915年初袁政府因“中日二十一（款）交涉”所引起的外交危机结合起来看，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袁此时不仅把帝制作为一种解决政治危机的手段，而且也确信“世界列强都支持他这件事”，果然，登极以前，“外国使节没有一个对袁称帝表示不赞成的”[（31）]，但等到袁在居仁堂就帝位接受百官朝贺后，列强却都突然翻脸，联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正式警告，要求中国缓改国体，而此时的袁世凯却已是木已成舟，骑虎难下了。
    1915年的洪宪帝制始终是在君主立宪的旗号下进行的，但就其机构而言，既无三权分立的特征，也无任何对皇权进行监督的机制，因而已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也不会是以往封建帝制简单的回复和再现。1915年12月由有贺长雄为袁世凯拟就的皇室规范就规定：“……至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一律；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采选宫女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32）]对于皇室的这些限制又是在任何朝代所没有的。
    这里，我们并无意于为袁世凯在民初的专制独裁和复辟行径开脱，相反，在这一系列政治活动中，袁氏本人的历史责任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和过渡中，袁世凯是在社会失序状态下建立起自己政权的，因此，他就不能不面临着既要恢复社会秩序，又要摆脱经济窘境；既要促进社会进步，又要对外抵制侵略的复杂课题。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是完全移植于西方的，并且有很大的尝试性，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体相比，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阶级基础，都要薄弱得多。辛亥革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并建立一整套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2000余年帝制传统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政治心理、文化传统却绝非在短期内就能变革的。而由这种传统政治惯性所造成的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的失控、文化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心理的混乱都对袁世凯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有着重大影响。辛亥以后，袁之所以能逐步走向专制、独裁乃至帝制自为与这些因素都是大有关系的。可以说，洪宪帝制是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当我们在揭露和批判他个人践踏民主、专制独裁的种种行径时，必须对促成这一事实的主客观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 （12） （27）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三，第114页；第24页；第119-2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7页。
    ③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07页。
    ④ （21）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238页；第239页。
    ⑤ 1907年，丁未政潮后，袁世凯内调枢府，代瞿鸿祚为军机大臣，兼领外务部尚书，从此“枢垣各政，多系世凯主之”。
    ⑥ 《张謇辛亥日记（节录）笺注》，《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