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简短的结论
    在整编过程中，国共双方都减少了军队人数，由于国民党军队原有人数较多，减员数量也大一些。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战争气氛上升，整编不可能完全按照原订方案进行，及至内战爆发后，更是基本陷于停顿。（注：由于国共双方的长期对立和彼此不信任，即使是部队真正复员了，对方也未必相信。国民党陆军总部曾经下发指示，认为中共“似运用复员方式，以久经训练干部，化装老弱士兵，以遣散证为掩护，乘机潜入我辖区，刺探军情”，因此要求各地对中共退役遣散士兵，“予以收容，集中管训”，“倘有不轨情形，应由保甲密报各党政机关，逮捕严办。”（《陆军总部代电》，1946年6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
    军队整编对国共双方的战争作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整编不久，国民党政府军在作战实践中很快发现了新编制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二三编制或三二编制不适应实战。在战斗中不易形成稳固的支撑，无法控置有力的预备队。久经战阵的整编第十一师十一旅旅长杨伯涛认为，两团制“在战术上部署极为困难。如我旅只辖两个团，等于两根木联在一起，不能直立起来，必须要三根木才能稳固直立，所谓‘鼎足之势，固若金汤’”。（注：《杨伯涛回忆录》，第124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蒋介石总结为：“在作战时，师长旅长留置必要之预备队后，其第一线兵力极为薄弱，未能尽量发挥其战斗力。譬如三旅制之师，师长旅长各控制一个团，则该师六个团之部队，其在前线作战之兵力，只有二个团。如二旅制之师，在前线作战兵力，仅有一个团。此种缺点，影响作战甚大”。（注：蒋介石：《机密（甲）10080号手令》，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3页。）因此从1947年起，国民党政府军在实践中又陆续恢复了三三制。白崇禧认为，国民党军事失利“实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徐永昌甚至认为，“当此战事吃紧，部队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注：《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8日、6月14日。）至于国民党军事整编过程中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矛盾，使得人心浮动，战斗力下降，则已经不是军事上的问题，而要从国民党军队复杂的派系及其多年积累的矛盾中找原因了。
    中共方面对精简整编也有不同看法。在精简整编较多较快的晋察冀区，不少人当时和以后都认为，该区在全面内战初期作战不利的原因之一，就是精简整编“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伤了部队的元气”；“大批干部战士复员到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增加了地方工作的困难，也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士气”；“而且大量复员这一行动本身，又增加了部队的和平观念，影响了练兵的积极性。练兵抓得不紧，对战争初期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注：《耿飚回忆录》，第4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从华北到西北》，第21-22页。）最权威的意见当然是毛泽东的看法，他认为：“在复员的问题上我们就吃了亏，结果有些部队不充实，民兵也减少了。”（注：《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献》，第4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本文主要是从军事角度叙述了1946年的军事复员整编过程，但此一复员整编的进行和停顿，更多的是中国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与政治形势以及国共关系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复员整编的开始进行，是政协会议之后国内政治环境一度缓和的产物，而它的停顿则是政治环境与国共关系恶化，全面内战爆发的必然结果。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坚持武力解决方针，当然不愿也不能大规模裁减军队。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中共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保存与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样不能轻易削弱军事力量。总而言之，在缺少民主的政治环境下，军队是民国时期决定中国政治命运和党派存亡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复员整编都是很难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