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推崇他的人称赞他为“舆论骄子”，痛恨他的人诅咒他是“文坛野狐”，他自己则以言论界、思想界之陈涉自任。梁启超从追随乃师康有为参与“公车上书”起就开始在士人中小有名气，但真正在晚清政坛崭然见头角并赢得“齐名南海，并称康梁”的声誉，则是在主篇《时务报》之后。
    一、主编《时务报》，推动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参与创办的第一份维新刊物是《中外纪闻》。该刊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打压下，于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办，梁启超本人的“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注：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十分狼狈，维新派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结党办报活动遭到了第一次严重挫折。然而梁启超却从《中外纪闻》的变法言论使“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注：《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32页。）的事实中受到了鼓励，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注：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他决心继续创办报刊，利用报刊这种反应敏捷，传递快速，覆盖面广泛而稳定的大众传媒形式，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创通变法风气，为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必不可少的舆论上的准备。从一开始就抓住报刊这一重要工具为政治斗争服务，这正是梁启超政治上的成熟和高明之处。
    1896年春，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倡议在上海创办一份以“时务”命名的刊物，作为维新派的舆论阵地。1896年4月，梁启超应邀赶赴上海参与筹备工作。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时务报》虽名为“报”，实则是一份每期三十页左右的书本式的旬刊，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以“论说”和翻译外报为主要内容。公推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先后参加编撰工作的有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王国维，在他们周围还有马良、马建忠、严复、谭嗣同、容闳等人。于是，在经过北京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禁，海内“渐讳新政”的短暂沉寂后，以《时务报》为中心，一批维新志士开始在上海重新聚集。《时务报》即成为维新运动的一面旗帜，而举旗者就是23岁的青年梁启超。
    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两年后，他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还；东西文各牌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注：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524页。）可见，梁启超不仅是这份刊物的主编，还亲自担负了编辑、编务、撰稿、校对等工作，集编、撰、校于一身。
    由于梁启超的出色工作，《时务报》出版后即受到广泛欢迎，“一时风靡海内”（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成了对全国发生巨大影响的维新派刊物。它的发行点很快从十几处增至一百多处，发行地区从沿海大城市延伸到边远小城镇。超初每期只销四千份左右，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最多时达一万七千多份。尤其是梁启超本人的论说文，新颖活泼，有声有色，“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47页。）。梁启超等人通过《时务报》把他们的思想诉诸社会，左右舆论，“以笔舌倾动人主”，“借报章鼓簧天下”，在各界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说：“自时务报出，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时务报》因梁启超风行天下，梁启超亦因《时务报》名扬四海，从此，他开始走出乃师康有为的影子，成为清末政坛的风云人物、维新思想的杰出代言人。
    在此期间，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湖南《湘报》，或为其撰写叙例，当时全国五十多家报刊，至少有十多种与他有过关系。对作为维新派在华南的舆论重镇的《知新报》，梁启超更是“全力助成”。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正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在维新报刊外，女报、白话报以及消闲性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创办起来，如1898年7月出版的由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和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等任主编的《女学报》是最早的妇女报，1898年5月创刊的《上海晚报》是最早的由中国人自办的晚报，1897年10月创办的《译书公会报》是中国最早的译报，1897年5月面世的《集成报》是中国最早的文摘报。《蒙学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趼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中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是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开始的。从伍廷芳1858年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到80年代末，在香港和广州、上海等内地城市，先后出现了近二十家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只是这些报刊除在香港出版的几份存在时间较长外，其余存在的时间都很短，阅读的人不多，影响十分有限。直到维新运动兴起，《时务报》破土而出、应运而生，大众传媒制造鼓吹变法革新舆论，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开始形成第一次高潮。